近代我国农民工群体特性和组成框架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农民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嚣的城市，打工谋生。他们构成近代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主体。本文以城市为视点，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的地域构成、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家庭结构等略作考察，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众所周知，城市下层社会群体主要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农民，这些离村农民，由于受到交通、经济条件、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通常倾向于到距离最近的城市打工，由此形成了城市农民工群体“地缘”汇聚的特色。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农民工群体都以本地区为主，就是如政治中心北京、国际性大都会上海，各色人等来自全国各地，但地域构成的这种特色依然不减。陈华寅对劳工的抽样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表1所示。[1]()从表1可以看出，各城市都有本地、外来劳工聚集。劳工出生本地者，部分为城市郊区的农民，而外来者，以地利之便，大多为省内的农民。一份关于武汉劳工的调查，颇能说明问题。武汉“为我国通商大埠，上海、广州而外，此处最为繁盛。位置居长江上游，地势当各方冲要，自辟为商埠以来，水陆交通，日见发达，市廛罗列，密若繁星，商业发扬，一日千里。且自汉阳、汉冶萍铁厂，以及武昌之公立纺纱、织布、织麻、缫丝四局开办以后，中外私家工厂，接踵而起，工业之盛，远凌各地。因之工人需要，日益增多，劳动者之趋赴市场者，日见其众。”[2]()民工来自湖北、江苏、浙江、湖南、安徽、广东、河南、江西、河北、山东、福建等省，而湖北一省即占到被调查总人数3621人的％[2]()，地域构成的地缘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武汉如此，其他城市概莫能外，如上海人口籍贯构成中，邻近的江苏籍最多，占上海总人口的％，其次为相邻的浙江籍人，占％；在北京，河北人最多，占北京总人口的％；天津，河北人亦最多，占天津总人口的％。[3](－1406)在史籍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类似记载，如河北盐山，“单身男子，于无业时期，即出外工作。通常咸于秋收之后，赴天津或附近各处，寻觅短期工作”[4]()；广东惠阳，不少农民“都趁着农闲时赴香港做季工”[5](－65)；在广西，“近城市的农村中男子许多跑到城市去做苦力的，到农忙时有些是转回农村耕田”[6]()；在湖北，“在农闲的季节，农民家庭里身强体壮的农民及往附近乡镇做工”[7]()；在山西，“自从禁种鸦片以后，大多数农民发现他们的农田不能生产足以维持他们日常生活的粮食，都跑到省会太原去寻求仆役之类的工作”[7]()；在四川，“农民的数量，近年已逐渐减退……这些壮丁……跑向都会，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如成、渝两地人力车夫、山轿夫的年有增加”[8]()；在江苏宜兴，“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9]()。显然，作为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农民工“大多数是来自企业所在省的各县农村，少数来自邻省或比邻省稍远的省份，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是来自企业中心地区”[10]()，是极普遍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劳工会“在同一工业中心或企业里也易形成地区性或划分省份的彼此对抗”的原因之所在。这种地域构成的地缘特色，其实不难理解，一则距离近，交通便捷，可节约成本；二则在本区域范围内，心理上有归属感；三相对容易找到亲朋好友，有一种依靠，减轻对城市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性[2]()，由此形成城市农民工群体地域构成的地缘特色。二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性别构成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精确求证的问题。不过，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性别比例的失衡，二是性别分工存在差异性。城市男女性别构成的不平衡性，固然有许多因素，但男性民工的大量涌入则是基本的。根据1910年的统计，福建各商埠、江西各商埠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52∶100和189∶100。[11]()中国近代第一大都会上海更具有典型性。一般说来，整个上海地区的性别比例是不平衡的，即男性超过女性很多。不仅如此，上海各组成部分之间，男女性别比例也有较大差别。例如，1930年公共租界男性人口对女性人口的比例是156∶100，同年法租界的比例是149∶100，“华界”的比例是135∶100∶1936年法租界的比例是141∶100。即便同一地区，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