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学术组织自治西方大学自治的实践与中国大学的一个现实命题三、结论与启示从上述五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学内部权力行使来看，尽管内部权力行使的机构名称不一，但有一点非常相似的就是都是通过大学内的基层学术组织来行使大部分大学自治权，践行大学自治理念。法国、英国、日本大学的学院（学部）与大学之间构成一种松散的联合体结构，牛津、剑桥大学的学院甚至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具有联邦制特点，可见其自治程度之高。德国大学的自治权主要通过主持研究所的高级教授来行使，讲座教授可以绕开大学直接与政府接触，大学是一个“众多讲座教授专制组织”。美国大学的自治权在大学层面与学院层面配置得相对均衡。反观目前我国的大学的权力结构，绝大部分权力集中在学校层面，院系自治性非常差。因此在目前改革大学外部权力结构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重新设计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可能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突破口，而重点是加强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性。目前我国大学实行基层学术自治的模式有两种：第一种形式的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是大学合并的单科性学院，比如北京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本按照合并之前的模式运转。第二种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是大学内部学院通过引进外资改造过来的学院，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根据浙江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署的协议运行，法学院在人才引进、教师评价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自治性，是浙江大学内的一块教授委员会自治的领地。它吸收了德国、法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的优点，同时吸取美国大学与学院之间权力分配均衡的优点。1.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符合按学科办大学的学术逻辑。大学是一种以遵循学科逻辑、“底部沉重”的学术组织。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才能成为大学”。在此背景下，大学出现校内组织结构改造运动，或升系科为学院，或合系为学院。可见，我国的大学的学院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学科建制。根据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大学章程来看：学院既是大学成立的条件，亦是大学的中层机构；院长不仅参与学校的校务、教务会议，而且主持院务，参与教师的聘任，决定学生转院，甚至影响系主任的任命。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现在的学院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政府赋予大学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再次出现的，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随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组建学科群，建立学院，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后，大学为了适应“共建”、“联合”、“合并”、“转制”、“协作”等外部管理体制改革，内部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和重视，形成了目前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多样、功能不一的局面。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学科、专业间的相互独立性和分离性问题，加强学科、专业的联系与协调。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应紧紧围绕学科建设、以加强学科建设为着眼点，发挥学科优势，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培育新兴学科。但目前我国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普遍处于“责任无限大，缺乏自主权”的空壳状态，院系停留在完成日常教学及学生管理事务上，基本上没有办学自主权、人事管理权和资源配置权。由于“办大学就是办学科”，学科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要求在学校统一协调的基础上，扩大院系的自主权，凸显学院系的基层学术行政组织特性。2.基层学术组织自治可以提高大学运行效率。在大学内部纵向权力结构方面，根据学校层面与学院层面之间的授权关系、经费预算与拨付关系、人事关系等，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一种“联邦制”而非“单一制”[19]。把二者之间确定为联邦关系，既符合国际惯例，也契合我国大学自治的要害。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主要由基层组织实施，“基层的自主权是职能活动健康发展、兴旺发达的重要前提”[20]。在中国法制环境中，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比大学自治更具有实际意义，赋予学院更多的自主权是提高大学组织运行效率的大势所趋。大学把权力紧紧抓在“一把手”中，或集中在少数处长手中，不符合现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