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出自孔子的儒学，而是在春秋末期的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下，整个社会需要从动乱中走出并按照一定的秩序来运行。恰在这一时期，孔子通过借鉴和整合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提出了一整套治国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也就在这个时候，儒学的创始者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出来做官，辅佐君王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便渗入到了文人们的基本信条中。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虽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在动乱中国并无任何实际上的意义，也并不为各国诸侯、大夫所欣赏，但他们毕竟代表传统的礼制，这在天生具有保守性质的中国士大夫的形而上领域里有着一股无法割舍的情节，并在此情节的作用下使得孔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受到极高的尊重。可惜的是，孔子所希望的其个人抱负的施展与自我的实现并没有因为诸侯、大夫的礼遇而得以实现。在周游列国处处碰壁之后，圣人还是亮明一个正统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一个可以立为万世典范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文化的源头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儒学（齐鲁文化），应该说，它是由齐鲁文化与楚文化为主导，其他多个文化支派共同汇集起的一个巨大的华夏文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刚性规定既保证了中国文人的特殊利益，同时也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又正是将文人的地位捧得过高，在他们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又难免不在精神上沉沦，走向另一个极端。屈原是楚国王室的旁支，在楚国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深得楚怀王的信赖。从对楚国的热情程度上来说，屈原不亚于任何楚国的九卿大夫。从《史记》中我们不能窥测到他针对当时楚国制定了一些变法的措施。令人遗憾的是，屈原终究是一个文人，同样犯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通病，即专心政务而不攻君主的性情、心计。因为在君权的社会里，只有控制了最高的统治者的意志才能真正施展自身的才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中国文人生命价值的所在，一旦他们丧失了这样一个权利，也就等于失去生存下去的意义。这也正是屈原在遭到冷遇，流放，继而接连听到君王、国家的噩耗后走向极端的一个原因所在。---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战国晚期，荀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已经开始意识到经纶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尤其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韩非或因为口讷，或因为他毕竟脱胎于儒家门庭，总还是多少带有对政治天真的理解。虽然在他的著述中显现出了一个政治老手的权术和谋略，但他仅将其停留在了理论的层面上，最终不免为李斯所害。而李斯也终因没能很好地学习他这位同窗好友的理论，重“法”，重“术”，却在二世即位后逐渐失“势”，被赵高陷害。李斯的失“势”或可归咎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秦代较完善的行政体制，致使自身发展受到很大钳制。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了文人永远都无法摆脱掉自身的奴性，最终只是帝王打理天下的工具而已。与荀子不同的是，另一支儒家学派依旧尊奉圣人教条，本着大无畏的卫道精神，希求在中国一统后仍能够恢复西周分封的制度。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终于在一次秦始皇的宴会上就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选择上与李斯进行了公开辩论，并最终因为这一事件使儒生遭到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从焚书坑儒中我们不难看出，被坑杀的儒生实际上是四百六十多名方士；至于焚书，虽则保留了种植、医药、卜筮、法家著作、秦国历史的书籍（诸子著述---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秦宫廷内仍有保存），但毕竟是一种文化高压政策，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中国文人来说都是一次极为惨重的损失。总的来说，以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士子也因此事为后代史官所不容，同时也反映出了淳于越之流的不识时务，穷究教条的形而上一面。并且这一点也是中国文人两千余年中始终无法根除的痼疾。汉初的叔孙通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