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懂的”：两千年来的政治隐语你最好不要想；如果你想，就不要说出来；如果你说，就不要写下来；如果你写，就不要公开发表；如果你公开发表，就不要奇怪你将会遭遇什么。——苏联谚语在中国古代礼法中，尊者、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既有趣又严酷的规矩——避讳。有的避讳是被动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却是民间主动创造的“避讳”，特别是那种朝廷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民间对接的桥梁中，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隐喻、隐语是构成这个国家语言系统的重要部分，它指代性时而模糊，时而明确，或幽默，或刻薄，或严酷，充分反映了升斗小民对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与限制。在中国，避讳是逃不开的概念。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手在甲骨上雕刻和在帛纸上书写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前者只能一刀一刀费力刻画，后者却可以运笔如飞，书写自如。但甲骨文和纸上文字最大的区别却并非省力或费力，亦非字形，而是内容——前者秉笔直书，直言不讳；后者却时时曲笔讳饰，遮遮掩掩。所谓笔不由心，口是心非。也许恰恰是因为甲骨刻画费力，所以上古先人才懒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禁忌避讳来隐藏自己的意图。所谓“夏之政忠”，翻看记载上古王臣言论的《尚书》就会发现，不仅君主的名字可以叫来叫去，不必避讳，就连恐吓威胁也是赤裸裸不加修饰的：“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如果不听话，不仅杀了你，还要灭你全家。甲骨文中大都是直截了当的简单对答，在一则最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很直白地问臣下：不好，有祸患，到五月丁酉日，西边将有灾祸。(“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臣下也很直白地告诉君上，确实有土方、工方两个方国对东西边境发起进攻。(“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君臣之间并不懂得什么是委婉，什么是报喜不报忧。但也恰恰在这个时代，历史上第一句“政治隐语”被制造出来。那就是民众对夏朝末年暴君桀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诅咒：“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决心和太阳同归于尽。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表现出民众对自己领导者的极度憎恶了。但这句话最巧妙的地方是，它不仅恰当地使用了比喻，将人间的主宰君主比作天空的主宰太阳，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上古时，“日”与“帝”的发音是相似的。只要别有用心的人把舌头稍微拐一拐，“时日曷丧”就变成“时帝曷丧”。为何人们一定要采取这种隐语的方式去诅咒君主，却不像以前一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君主的过失？原因只有一个，直言进谏付出的代价只有死亡，所以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小心地包裹起来，用隐晦的语言将其道出——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不能明说：讽谏与避讳语言和文字原本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直观而明晰，但最后却用来将真实的看法和观点包裹起来，没有什么比这一矛盾更具讽刺性的了。但也恰恰是从这句话开始，人们发现隐语有时比直言更有力量，将自己的观点稍加修饰，就像把礼物装在一个漂亮盒子里一样，用这种隐语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更能引发他人拆开包装时的好奇和兴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包裹得太多太繁琐，以至于让人失去耐心。伊尹一定谙熟个中之道，这位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基业的贤臣，正是使用政治隐语赢得了成汤的信任。史籍记载，在第一次拜见成汤时，伊尹扛着一只烹饪用的大鼎，用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汤陈道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段精彩的对话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却有无数人将伊尹作为效法楷模。春秋战国时代在列国间奔走，企图捞得一官半职或是打算宣扬自己主张的“诸子百家”，几乎都会采用伊尹当年的手法来说动君主，翻翻《国语》、《战国策》就会发现，这方法屡试不爽。无论是将自己比作泥沼中悠闲的乌龟而谢绝官爵的庄子，还是那位苦恼于鱼和熊掌之间抉择的亚圣孟子，都是伊尹的异代子孙。这种用讽喻来表达自己主张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讽谏”。这种“不能明说”的语言艺术是一种思维工具。但政治隐语另一个重要功能却是禁止思考，它就是“避讳”。避讳，顾名思义，就是被禁止的话语。在夏商两代，只有遇到桀纣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