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二)当下学术视野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何平：前几年，在所谓“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论争中，双方纠缠的就是“颠倒历史”。这与我们刚才谈到的对这一传统历时的与共时的复杂性的漠视不无关系。在“自由派”眼睛里需要清算的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到了“新左派”的一些人那里俨然成为了文学的天堂。历史成了捏来捏去的面团。这样的颠倒和翻转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尤其明显。因此，我们现在思考“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进行翻转。而是需要做一些细致的清理和辨析工作。对社会主义文学何以成为可能，怎样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文学怎样的建构，又是怎样发生变异，社会主义文学如何渗透到当下文学中间，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等等问题进行探讨。吴俊：我不想面对“新左派”或“自由派”的概念解释的难题。就我近来的关注来说，我想探讨的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和在相应的国家权力支配下，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究竟是如何完成其制度建设的？或者说，中国当代的文学制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即我关心的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具体（制度）实践。我以为这也是我们的最为真实的历史资源。因此，我对何平的上述设问大致可以认同。只是在具体的研究中，纠缠于一些看似确定实则暧昧的概念，恐怕于事无补。张光芒：“新左派”和“自由派”在这一问题上何以发生如此显明的翻转和尖锐的论争，我曾多次思考过，双方不但立场十分鲜明，其缺陷也同样显而易见。在“新左派”看来，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五四”所确立的“人的文学”的标准，还应同时确立一个符合国族现代性追求的“人民的文学”的标准，据此标准，“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便当仁不让地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这似乎十分有理。但问题有二，其一，“人民的文学”作为一种标准可以，但到底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你说的“人民的文学”的标准的内涵是否恰当？“十七年”文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就属于或者说代表了“人民的文学”？而“五四”文学传统又何以不能属于“人民的文学”？这些本身都是问题。“新左派”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给人信服的解释。其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是不能作为两个并列的标准相提并论的，它们绝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人”是“人民”的前提，“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的根基，先有了“人”，才有“人民”，先有“人的文学”的根基，才有真正的“人民的文学”的存在。在这一问题上，我想“新左派”陷入了一种致命的误区。这样一来，就导致“新左派”好像是拔高了“十七年”文学的地位，但其实一方面曲解了“人民的文学”的内涵，使之简单化和片面化，另一方面也漠视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本来就存在着的“人的文学”的因素，反而人为地降低了它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何言宏：这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做很大的文章。不过，所谓“新左派”的很多意见，也有不少很有道理的地方。我读他们的东西，读他们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外老师比如杰姆逊等人的东西，什么“革命”啊、“解放”啊、“总体性”啊，确实能有激动。我在年轻时，还曾迷恋过卢卡契这个“新左派”的祖师爷，但是你要冷静地想一想，按照达伦道夫的思路，他们所争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被自由主义的“权利”一说所归结。当然我这里肯定有粗糙的地方，不过，“新左派”所极力奋斗的很多东西，真的不过是被压迫者的权利问题。好了，我们不妨就从权利入手，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问题。“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的“文学权利”被“革命化”地后来还被“极左化”地声张，相应地，知识分子的文学权利受到压抑，而在一九八○年代以来，以作家、学者为代表的“专家知识分子”的文学权利又被突出，而人民的文学权利又受压抑了，因此才有“新左派”，才有李扬、韩毓海、旷新年等一批学者对于一些“左”的或者“革命”文学的重新强调，我以为，他们的强调揭示出了一九八○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在强调曾被遮蔽的东西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