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跨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进路文献标识码：A一、导言欧洲国家在1986年制定的《欧洲水宪章》中曾形象的指出“水不知道边界。”被污染的水体和大气同样也没有边界，产生于一国的环境问题，可能或多或少得越过国界，向周边的区域蔓延和扩散。由于此种跨境污染辐射面积广，受害人员多，损害后果严重，加之牵涉到国与国，甚至一国与数国之间的环境主权利益，其纠纷解决的进路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国内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并引发海啸，导致福岛县核电站泄漏，造成大范围核辐射。福岛县发出通报，紧急疏散辐射半径20千米范围内的居民。此事件也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在沿海地区发生核电厂意外的事件，其相关的核污染对于整个太平洋及沿岸国家城市均产生影响。并且，日本政府于4月4日开始将大量超标500倍以上的辐射污水排入海中，引发周边国家的抗议和世界恐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4月5日就此事道歉，称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事，对不起各位”，但日本外务大臣松本刚明则否认日本此种做法有违国际法。假如日本此次的核泄漏以及倾倒行为给周边的国家造成了污染，则以何种途径可以有效解决周边国家的损害赔偿问题？赔偿的主体为何？归责原则是什么，日本能否因自然灾害的原因而免责？二、寻求跨境污染损害赔偿的途径纠纷的解决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诉诸法律的手段。协商即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法律手段具体是指：公法上的国际仲裁或司法裁判以及私法上的国际民事诉讼。国际仲裁和司法裁判会引起国家责任，各国一般会尽量的避免。目前唯一一个规定国家责任的公约是1972年制定的《空间物体造成损害责任国际公约》，其规定发射空间物体的国家对造成的损害要承担责任。原因在于，跨界污染害及其赔偿问题牵涉到各国重大的经济利益，各国一般不愿把国家责任明确化。而且国际公法诉讼的程序复杂，即使勉强作出判决，国家主张主权豁免或者拒绝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受害方获得赔偿也将遥遥无期。相对国际仲裁和司法裁判而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跨境污染损害赔偿则更加的高效率和低成本。首先，双方协商一致能够使受害者及时的得到损害赔偿，受损的环境及时的得到治理。其次，避免了司法争端引起的四邻之间的矛盾。双方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谈判与协商解决损害赔偿的问题，更利于邻国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国际环境法以及其实践中也不乏通过谈判与协商解决环境争端的例子。1966年国际法协会其第52届年会通过了《国际河流利用规则》，该《规则》第30条规定：“国家之间对其法律权利或其他利益发生第二十六条所指的争议时，应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我国的松花江水污染事故就是外交途径解决跨境损害赔偿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事故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在给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的信中说，中俄两国人民同饮一江水，保护跨界水资源，对两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中方已经并正在采取的措施，表示中方对此次污染持负责任的态度，愿与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消除灾害后果。虽然外交协商的途径是解决解决跨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最便捷的途径，但是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外交问题解决。如果双方不愿意协商或协商不成，最终还是需要寻求法律的途径解决。正如国际环境法学者，亚历山大・基斯所说，“跨界环境损害责任和赔偿的方向时总的趋势仍然是，必须通过法律来保护环境。”在国际私法制度逐渐完善的今天，寻求跨境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可以走私法化的路径，即通过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方式解决。以日本此次的核污染为例，就法院的管辖权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不法行为案件的管辖，由不法行为地的法院行使管辖权。不法行为地，包含加害行为地同时又是损害发生地二者的统一。因此就管辖法院来看我国和日本的规定是一致的，即中日两国法院经都有管辖权，原告可以择任一方起诉。国际私法途径解决纠纷，可以使受害方有较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