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时代环境，迥异的女性命运——从修建红旗渠的“铁姑娘”们所想到的有人说女人是胆小怯懦的，遭遇困难和不幸时只会哭泣，只会怨天尤人，只会临阵脱逃；也有人说女人是爱慕虚荣、喜欢追逐时髦的，因为总是不断有各种各样所谓新潮的发型、饰物和服装等为了女人而生产并且在她们当中流行起来；更有人说女人是低能的，她们只会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所以她们注定只能作男人的玩偶和附庸……不错，如果仅从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来考察的话，上述的说法似乎的确很有道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倘若女人真的胆小怯懦，那么该如何解释革命战争年代江姐那“竹签子是用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却是用钢铁铸成的”的铮铮誓言，以及和平时期无数的“铁姑娘”用青春和热血所谱写的新中国建设的华丽篇章?倘若女人真的只知追逐时尚，爱慕虚荣，那又怎么会涌现出无尽的“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式的新女性?倘若女人真的低能，又该如何解释新中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所培育出的女劳模、女英雄?所以说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女性，其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要“知其然”，更要探究其“所以然”;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脱离了具体的时代环境(包括具体的社会制度、具体的文化观念、具体的时代精神)去谈论所谓的“女人性”。正是在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有力保证下，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文化观念的浸润下，在自尊、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在全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大潮的助推下，才有可能出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的新旧两个世界、两重天中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波伏娃曾经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意思是说人类天然的性是第一性，而社会、历史和习俗等对女性的歧视则形成了第二性，这就意味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只在生理方面，而那些所谓的“女人性”即胆小、懦弱、虚荣、低能等并不就是女人天然的属性，也就是说绝不存在一种超越时代、超越阶级、永恒不变的抽象的“女人性”。道理说起来也许有些拗口难懂，但只要看一看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女性命运的巨大变迁(从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半边天”重新沦为男人的玩偶和附庸)，我们便不难体会波伏娃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前一阶段有幸接触到了当年修建红旗渠的两位特等劳模郭秋英和李改云，她们分别是当年的“刘胡兰突击队”和“铁姑娘队”队长。虽然几十年的岁月流逝和世事变迁早已销蚀掉了她们的青春容颜，取而代之的是阅尽人世坎坷、磨难后的沧桑和无奈，但依然可以清晰而强烈地感觉到贮存于她们心底的那种追寻光明、正义和理想的坚定和执着。通过她们的讲述和回忆，我也仿佛置身于当年那到处洋溢和高涨着革命热情的修建红旗渠的工地上，感受着铁姑娘们丝毫都不逊于男性社员的“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情壮志，见证着铁姑娘们用青春、热血、理想和激情所铸就的辉煌和荣耀，体会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性解放，什么才是名副其实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当年的修渠工地上，女性起初是与男性编在一起进行工作的。但是由于体质毕竟不同，重活总是要由男同志来完成，于是便有人抱怨女同志拖后腿，并且不愿意跟她们编在一班。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感到很惭愧，于是决定单独组队，不愿再被指责“拖男同志后腿”。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她们放弃了休息时间；为了不必总是求助于男同志，她们勤奋地摸索，刻苦地钻研，虚心地学习;她们始终坚信，只要自重、自立、自强，就能和男同志一样战胜任何困难，就能创造出无数的人间奇迹。在这里我们只要简单地梳理几位铁姑娘当年的英雄事迹，便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毛泽东时代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新女性，在改天换地的建设浪潮中所构筑的动人图景：铁姑娘队长李改云带领着队员们始终工作和战斗在险情比较重的地段，在一次突发的事故中，她毅然地将生存的希望留给了队友，将死亡的危险留给了自己，当其他的队友们平安脱险时，她却因此而永远地失去了一条腿;铁姑娘队长韩用的敢想敢干，大胆地破除了妇女不能下深井劳动的迷信：她和自己的队员们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