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三)全球化、中国经验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构何平：许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种幽暗不明的状态下运用着“社会主义文学”这个概念。其实，六十年中间“社会主义文学”一直没有停止过变化。笼统地说“社会主义文学”可能会掩盖“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的复杂性。比如，刚才光芒提到的“人民”，就一直是“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我们从第一次文代会到一九七九年的第四次文代会，再到最近的第八次文代会就可以发现在“人民”问题上的一些调整和变化。而且第八次文代会明显地自觉到历史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当下性。社会主义文学有着自身的建构和转换的历史。今天我们在新的世纪讨论社会主义文学资源，自然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至今的当代中国文学。在这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文学经历了建国后“十七年”、“文革”和一九七六年之后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这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绝对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恒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因此，新的世纪提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构自然也是题中之义。何言宏：我很同意何平的观点。确实没有恒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文学”，正是因为这样，才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历史化的研究，而且，这也才决定了我们在未来文学建构中大有可为。何平注意到了国家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行想象和建构的历史活动中“人民”概念的不断修正，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在此方面，我曾研究过一九九○年代以来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想象或者说是建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的“后冷战”或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冷战”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相对减弱，民族国家之间体现于文化方面的紧张关系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中国国家的文化战略便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现代性设计的文化方面，成了国家所期许的参与世界性文化竞争的重要力量。文学场域和文学实践作为文化场域与文化实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也很自然地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这样，在整个中国的场域结构中尤为强大的国家场域，便对文学场域产生了不容置疑的“主导性”要求，从而将其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战线。不过，在九十年代的中前期，国家对文学场域的“文化诉求”相对于“意识形态诉求”并不突出。一九九六年，江泽民在“两代会”上的《讲话》诉求更多的是要文学在借鉴和学习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同时，应该“抵制殖民文化侵蚀”并以“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目的。而二○○一年《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的讲话》，却以相当的篇幅突出强调了全球性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的文化战略问题。《讲话》认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努力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使我国加快进入世界生产力发达国家的行列，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在此意义上，“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且“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贡献力量”，便是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建构实践，除了原来具有的意识形态诉求之外，文化诉求变得强烈了。上次“两代会”的情况我没有了解，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我想汪政一定非常清楚。汪政在上次的对话中谈到建立“现代民族叙事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