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制度并轨的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探究[摘要]文章着重探讨了在我国养老金制度并轨的语境下“身份”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发现现有并轨制改革更多是一种“增量化”的尝试，其不公平的根源即“身份”的权利义务不一致仍没有得到改变。为此需要进一步识别获益身份，将“国民”“职业”“个人”三种身份层次相结合，建立起基于权责关系的多层次养老金制度体系，最终向“所得”与“应得”的理想目标接近，实现由“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的转变。[关键词]身份化;养老金制度并轨;形式公平;实质公平[DOI]10.13939/j.cnki.zgsc.2020.25.0551引言与文献回顾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都隐含着“身份区隔”的逻辑（朱浩，2018），即根据社会成员不同的职业、单位、地域等身份特质来确定不同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待遇会在利益群体的保护下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藩篱，导致身份之间的区隔。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身份区隔越发不利于社会平等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因此，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向基本上是从“身份化”向“去身份化”方向转变（高和荣、夏会琴，2013）。养老金制度并轨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现有学者也对这一制度改革进行了诸多探讨，一是对养老金制度并轨的演变规律、逻辑梳理，指明了改革的必要性、目标（郑秉文，2015），也有学者从“身份”视角，论证了养老金制度并轨实际上是“身份伦理”和“契约伦理”相协调的结果（郑雄飞，2016）;二是对并轨之后可能存在问题的分析，主要聚焦于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有学者从制度环境约束方面说明了制度转轨可能会面临转轨成本过高、账户资金不足的困境（韩烨，2016）。总的来说，在基本取向方面，学者们大都强调要推进养老金改革的“去身份化”，認为应当完成从以职业身份为基础到普遍的社会权利的角色转变。但应该看到身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去除某种职业身份的同时，实际上又是在建构着另一种更为广阔的“国民身份”，而“国民身份”又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个人贡献的差异，因此“去身份化”是否就意味着公平的实现，在现有中国养老金制度的语境下，身份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基于此，文章将根据养老金制度并轨的政策逻辑与其在之后的实行情况，着重探讨身份与公平的关系以及两者可能契合路径。2去身份化：养老金制度并轨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即1991年国务院要求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并且在之后的文件中明确了企业、个人缴费的比例。但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缴费仍旧采取财政全部负担的形式，从而形成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退休养老金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极大地违背了“养老金”作为一种公共品所应持有的“公平原则”。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仅不需要缴纳各种保险费用，而且退休金还远高于缴纳社保的企业职工，即使两者工作性质相近、年限相同，但由于其“体制内外”身份的差异，养老金待遇也随之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双轨制越发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以及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最终经过多年的酝酿，于2015年出台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正式确定了事业单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这就统一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制度。至此，养老金双轨制正式走向并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得以统一起来。3形式公平：“身份”的重现由于对公平概念的阐释多种多样，在此，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在“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这对范畴的基础上去理解养老金并轨改革，所谓形式公平是基于一种程序上的公平;而实质公平则是重视内容和结果的平等。笔者认为，现如今的双轨制并轨更多是一种形式公平的体现，因为“并轨”仅实现了制度框架的并轨，从制度上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在实际运作时，由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利益既得者的反对使得双轨制改革只能以更为温和的方式即“增量改革”，然而这并不能有助于消除原先由于“身份区隔”所带来的待遇差异，“身份”只不过是通过其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