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管理理论的诞生与演进一、城市管理：从理想到科学尽管我们曾肯定，自从有了城市文明，就开始了城市管理的实践，但我们也感觉到一个奇妙的现象，即：在近百年的现代城市科学发生发展中，其主要动力与其说是古代城市管理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积累，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文艺复兴后到现代化萌发时一些哲人、智者对人类理想居所的创造性想象与理性设计。由此，我们竟然发现，城市设计的先导和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可能常常出诸于同一人，这种社区理论与社会理想在一本书或一种学说中的不期而遇，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值得人们去作更深层的思索，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城市管理科学的演变上来，看看美国学者L·芒福德对“乌托邦系谱”的一个经典性归纳。芒福德在其所著的《乌托邦系谱》一书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图》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至于本世纪初的乌托邦文学，搜寻出24个乌托邦的系谱，考察了人类近几百年来对“理想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思考，发现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他们对未来理想的城市设想都有着共同的理念：“把田园的宽裕带给城市，把城市的活力带给田园”，目标是以城市和农村协调，融合为一体。近代城市科学是以对城市社区形态、结构的重新规划与设计为发端，城市科学的发展之所以完全迥异于古典城市管理经验的总结，也正是因为文艺复兴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重新构建了近代城市社区的产业特质，也重组了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重塑了城市发展的功能与目标。就近代城市科学体系自身衍化来看，城市规划与空间形态设计确实构成了自工业革命至本世纪上半叶城市理论的主体也是城市科学中最为发达的一部分。英国学者E·霍华德是现代城市科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于上个世纪末发表的《明天的花园城》从城市最佳规模入手，创造性地提出了花园城镇体系的设想，这一构思已不限于对城市形态设计和人口规模的简单测算，而是经过较精确的经济分析和图解，将本世纪的城市构造设计和建设理论推向科学化的新高度。在霍华德、马什·盖迪斯、克里斯泰勒、艾伯克龙比为代表的综合规划派中，倡导者大都不是学建筑的，所以就容易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综合”观照城市建设。例如盖迪斯是社会生物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土地和社会特性，而克里斯泰勒是地理学家，伯吉斯等又是社会学家。他们的努力探索不仅使人们对城市建设和生存发展内在机制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城市规划必须通过跨学科的分工合作，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人口学等方面的研究，才能科学地论证并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在研究客体上，他们则认为必须把城市看成“不仅是市区本身，而且还是城市近郊和远郊在进化过程中人口的集聚”(Geddes)。这种承认城市社会问题的存在和跨学科合作有效性的思想，在城市建设史上尚属首次提出。在城市形体设计与管理方面，西特，艾纳尔，柯布西埃，伊·沙里宁等代表人物则用建筑师的眼光看待城市建设问题(包括建设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采取的是“把砖瓦砂石和钢铁水泥在地上作一定组合的那种物质和空间环境的解决方法”(Hall,1975)，其最终目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是实现物质环境开发，并常常有一个准确的三度设计方案，甚至连一般原则也赋予具体的图解，正如挪威著名建筑论家诺·舒尔茨所指出，他们对城市的兴趣“在于人造形式方面，而不是抽象组织”。尽管如此，上述两条发展路线仍有着最根本的同质性，即都信奉“物质形态决定论”(PhysicalDeterminism)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理想，只不过综合规划偏于二度的城市客体，形体规划偏于三度实体形态。而且两者都注重乌托邦式的“最终境界”(EndState)。本世纪中叶，城市研究领域又有了进一步扩大。同时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交通工程等均逐渐形成自身独立的城市发展理论，内容也更为具体化、系统化。英国的区域规划思想不久传播到美国，由盖迪斯的追随者芒福德推波助澜，使这一思想影响更为广泛。芒福德于1938年出版的《城市文化》一书(TheCultureofCities)，被誉为现代城市规划运动的“圣经”，并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