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众参与”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物质建设规划、数理模型规划到社会发展规划几个阶段，规划工作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政府行为转向市民的角度，由理论性、专业性和集中的权力转到感性、具体、由下至上的参与。二战后，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方面功能主义盛行，认为只要有了形态建设规划即良好的物质环境，就可以解决经济、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种种问题；在对人的认识是单一并且抽象的，把城市中的各种不同的人和集团的价值观念看成是相同的，认为所有人对建成环境的需要也是一致的，因此，建筑师和规划师似乎便可用自己的知识和价值现来判断城市空问的布局。这段时间的公众参与仅仅限于了解和玲听，处于谢莉·安斯汀在《市民参与的梯子》一文中所描述的“市民象征性的参与”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期问，城市规划受系统论思想的影响，规划师希望借助数学模型来整合城市发展的过程，协调城市发展中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把系统方法论运用在规划的各个阶段，于是数理方面的合理性和逻辑性成了规划师追求的重点，而公众参与被视为只能增加种种非理性的、人性的价值观和行为，因而，在建立规划模型时为了其合理性和逻辑性而有意回避公众。既便是征求公众意识，公众面对如此复杂而抽象的数学模型也难以理解，很难具正参与，这样公众参与与仅仅限于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的"精英"层次。60年代后期，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各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碰擅，使得部分欧美国家的城市、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和少数民族在旧城区发生骚乱，使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处于瓦解的边缘。在美国城市中发生了非常尖锐的、情绪化的“公众参与浪潮”，这是市民“不满现状”的表现。60年代后，联邦政府开始下放规划权力，满足市民自治的要求，以增加市民的信任，去对抗市民的离心倾向，公众参与也被用作解决这些不满的一种手段。因此，公众参与在当时成为解决社会政治冲突的一种手段1962年，保罗?戴维多夫提扩“倡导规划”，他认为规划师应该正视社会价值的分歧，并选择与社会底层人士相同的价值观。约翰·福里德曼认为规划师要从群众那里学习社会的脉络和价值现，群众从规划师身上学习技术和管理，二者共同发展城市规划。这时的城市规划更注重社会科学，价值观念及判断、人和人性的关系成为城市规划中考虑的重点，城市规划也更注重政治科学，认为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物质建设和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和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是制度和立法。在城市规划方面，主张减少规划的干预，削减规划的费用和项目，城市规划必须面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会各阶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市民构成了多无化的利益结构，各主体有着互不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规划师只有深入社区才能了解公众的价值观和目标，并与公众一起研究可行的方案，用有限的城市资源创造更大的财富。各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内容、方式在美国，城市规划不是政府或设计师单独的工作，而是经由公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以实现城市发展的重要事业，公众参与是政府决策的重要步骤，并贯穿在城市规划的全过程中在公众参与的机构设置上，有多种多样的官对民的组织和民对官的组织。例如，在小区层次上，由市政府组织，特别有关规划的公众参与形式有两种：一是"小区规划办公室"，专为政府的规划处提供信息和资料，也作为官民问沟通的桥梁(作为市民向政府表达的渠道和政府向市民发播信息的渠道，并为市民提供规划技术)，但是并没有把权力下放；二是具有法律地位的参与，如“小区规划理事会”，市政府立法规定必须咨询它，它有权在小区规划和土地开发管理上制定哪些是要优先考虑的项目。加拿大90年代以来，对战后规划建设的成就及政府封闭式行政体系开始进行反思，城市规划更注重人文价值和多元化，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在加拿大，公众参与城市规划通过分散—集中一再分散—再集中的方式，使市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即在编制规划开始时，通过与市民交流，倾听广大市民的意见，之后将这些意见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形成比较集中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