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外民国”摘要：《清史稿》是民初官方主持纂修的史书，刊印不久后却因“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反动立场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究其原因，首先，清史馆在归属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修史宗旨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在史书纂修过程中，北洋政府对史馆成员的政治立场缺少足够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史书纂修者在书稿中表露出了或深或浅的遗民心态。最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史稿》表现出的“表扬清室”的态度和“遗民”口吻都被视为“触犯民国”的罪证。《清史稿》从成书到被禁的历程，显示了政府与修史机构、修史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关键词：《清史稿》清史馆民国清室遗民：K207文献标识码：A：1000-8705（2017）04-64-711929年12月，历时十四载1成书的《清史稿》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发售。在负责审查史稿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的十九项错误2中，前七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都涉及政治立场问题，也即《清史稿》被禁的最主要原因，“内清室而外民国”3。书稿被禁后，虽然有学者从史料价值等角度为其辩护，但《清史稿》因违反史例、曲笔维护前朝而饱受诟病却是不争的史实。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将《清史稿》持反动立场的原因归结于清史馆中修史诸人，认为这些前清旧人借修史以回报故主，“?C?C故君之情，时流露于字里行间”4；甚至有激烈者批判其“用民国名义，耗民国金钱，而处处表现反对民国之精神”5。然而，仅仅从修史者的角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样的矛盾：为何最初由民国政府设立的官方修史机构，却修出了一部诋毁革命、触犯民国的史书？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进一步从清史馆的性质、北洋政府与清史馆的关系、修史者的心态、民初的政局变化甚至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寻找原因。6一、民国与清室之间易代修史是我国的一项优良传统，后继的王朝都要为前一任政权纂修历史。官方修史的制度保障使得我国的史学绵长而深厚。至于重视修史的目的，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1。无论出于以上何种目的，官方修史总归是为新朝（政权）服务的。然而，清史馆设置的初衷却颇有让人意外之处。民??三年，北京政府国务院呈请大总统开设清史馆，部分呈文如下：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治具咸饬。远则金川请吏，青海敛兵，拓土开疆，历史之光荣犹在；近则重译通商，诏书变政，鼎新革故，贞元之继续攸开。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势，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德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揖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崇德报功，无微不至。惟是先朝记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招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2由此可见，北京政府设置清史馆的初衷是为报效大清皇室“让德”之功，修史书以供“后世追思”。尽管在名义上，民国政府由满清皇室“禅让”而来，但为表扬前朝而开馆修史，的确是千古未有之例。现有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呈文上的各种名目和说辞，只不过是袁世凯网罗前清旧人、文饰政治的手段罢了。开设清史馆与同时期的礼制馆、国学馆等名誉机构一样，都是为了实现袁世凯的帝制野心。但这种表述无论是真心实意还是表面文章，都为日后清史馆的营运和清史的纂修埋下矛盾。清史馆究竟是民国的史馆，还是清室的史馆？清史为民国而修，还是为清廷而修？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后来者纠结不已，北洋政府自身也没有分辨清楚。民初历届的执政者似乎都没有认真地将清史馆当作民国的文化机构来经营。他们往往根据自身与逊清皇室的关系以及清室在民国的地位来对待清史馆。袁世凯当政时期，逊清皇室享有较高的优待，清史馆的地位也比较尊崇。虽然政府的财政预算缩减，但“清史馆经费”一项并无减少。“清史初开馆，经费尚充，故自三年至五年春，纂稿尚多。”3袁世凯死后，虽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政府权力主要掌握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对清室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