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主政北方局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办青年干部训练班，训练县青委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杨献珍当时是北方局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北方局党校的教务长，实际上党校的工作都由他负责。北方局党校和青训班驻在一起。我和献珍关系很好，他认为我不但政治上可靠，而且能干，不像他那样书呆子气（杨献珍自己这样说）。他把北方局秘书处和党校的一些事情都委托我办理。因此，这个时期，中共关于整风的函电，我全都看过。关于中央发出来的函电，有一件闹了个大笑话，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的误读。中央用电报发出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中有一句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电码中“哗众取宠”有错。献珍同志因电码不清，便回电延安要求重发。在未收到重发稿前不往下传。《新华日报》收到电稿后，明明看不清“哗众取宠”这四个字的电码，却凭估计，臆想这四个字为“雾中取宝”。更荒唐的是他们不仅错误地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而且还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来加以赞颂和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雾中焉能取宝？》，真是可笑极了！杨献珍一看见这篇文章就很生气，等延安重发的电稿来到，他确知“雾中取宝”是“哗众取宠”的误释之后，气愤地批评了《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你们把毛主席的文章弄错并发表，就已经犯了大错误，你们竟敢擅自发挥，而且是胡乱发挥，你们把毛主席和他的文章置于何地？”虽然《新华日报》的领导人连连认错，杨献珍还是气愤不已。1941年，北方局书记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表的一切指示都奉命唯谨。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受到重视时，我们北方局却认真学习了。随后还要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当时我们这样做，确是自觉自愿的，并不勉强，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确实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了整风要求的框框里。当时中共北方局对青年工作比较重视，并不认为我们有闹独立性的问题。特别是组织部长刘锡五同志很支持我们，所以1942年5月以后就把我调到组织部去了。但北方局下属的各级党委，大多认为青委爱闹独立性，不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太行区，从区党委地委直到各县委，都发生过这方面的问题。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一直和他的青委书记有矛盾，说青委不听他的话，不服从党的领导，并指责北方局青委支持太行区青委闹独立性。官司打到北方局，北方局既不支持他，也不批评他，最多不过是劝他要对青年人宽宏大量一些。因此，太行区青委书记不断换人，在我的记忆中，从刘南生、张罕涛、石民以至彭华，没有一个能和他搞好关系。但他都把责任推到青委方面，党委方面（就是他自己）则没有错。张罕涛从太行调到冀南，临走时诚恳而又严肃地向他提了意见，他也拒绝接受。不久张罕涛在冀南牺牲了，据说，李雪峰听到噩耗，也曾落泪，非常沉痛。1963年我在邯郸见了他，谈起张罕涛，他知道我和张关系好，特地对我说:张罕涛是个好同志，我不该让他离开太行。从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军的“扫荡”频繁，使得我方根据地缩小，经济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只要一安定下来，我们的整风学习还是继续进行，而且联系当时的困难情况来思考，可以说整风学习更深入了。尤其是1942年5月“扫荡”后，胡服（刘少奇）同志经过太行时，批评了北方局的工作，更启发了我们的思考。我们这班青年人，十分天真，过去总是认为下面有错，而北方局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北方局的领导人，都是老革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怎么能有错误呢？但胡服说，北方局自从他离开以后，没有及时发动群众，所以经不起敌人残酷的“扫荡”，有被敌人搞垮的危险。胡服说:建立敌后根据地是有规律的:第一步，用军队打开局面；第二步，即应抓住时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让农民翻身做主；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三步，即依靠农民，发展和重振武装力量。同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