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雅俗简论：刘立翔(1973一)，女，湖北省石首市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摘要：关于文学雅与俗的内蕴已有不少阐释，但都是离开本体论去谈雅与俗，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遗憾。其实，从严肃性与通俗性的角度谈文学，更有意义。关键词：雅；俗；严肃性，通俗性：102文献标识码：A：1671--6477(2006)03--0425--03一、雅俗划分溯源对文学“通俗”和“高雅”这样的一种分类，是在19世纪末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因为再往前追溯，小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可以说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只是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西方小说渐渐发生了分化：“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推出了一批我们今天称之为‘高雅文学’的经典作品”[1]。依照以上意见，可以看出“俗雅”这种批评语言似乎是仅为现代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区别而制造的；这种提法在某一方面当然不无道理，但既然向前追溯的结果是从小说所诞生的时刻起它就是“俗物”，那么作为俗物的反面物又是什么呢?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面是从事物的一开始就必然存在的。让我们先来看看国外对文学俗雅的传统认识：“小说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降低格调的写作方式的典型例证，书商借此迎合读者大众的口味”[2]53。这里所说的除了对小说这门艺术的俗的定位外，还反映了小说的兴起是以大众生活质量的改变为导向的，“……归根结底，书商对恩主的取代……都仅仅反映的是他们时代生活的一个更大的、甚至更重要的特征……总的来说，就是中产阶级的强大与自信”[2]57。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假设，所谓俗与雅的区别只是以作品所面向的观众宋规定的。对于这个假设，我们有必要到中国的古文学中去寻找证明(这是用时间来划分的，以“五四”文化运动为其分水岭)，“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3]。稗官是朝廷设置的一种小吏，也是小说的另一种称谓，此处不仅规定了小说的，更确定了小说的内容，“小说为杂戏中之一种，二由于市人品述，三在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而郎瑛(《七修类藁》二十二)所谓“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某宋某年’者，亦即由此分明证实，不过是一种无稽之谈罢了”[4]。小说的取材来自民间至此似乎已有定论，郎瑛的提法盖不过一种籍黄帝之名以抬高小说地位的手法而已，这无不说明小说在“礼不下庶人”的中国旧社会和等级社会的欧洲是并无区别的。中国社会历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在新儒学中另有阐释，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综观历史这种提法不过是无稽之谈。)的思想比之西方等级社会的统治，应该说是多了些文饰少了些直率的。“阅读、写作和算术，是……对穷人非常有害的……只能在一个辛劳、疲惫、痛苦的生活位置上度过和结束他们的岁月的人，开始时越早成为牺牲晶，后来对他们将终生屈从的那种牺牲就越有忍耐力”[2]37。以上所言不外是说一件艺术晶或者一项活动的高雅或者低俗是并不以其本身为转移的，而恰恰是由其观赏者的社会地位来加以决定的。当人民作为人的地位还处于“治于人者”之位时，他们的活动同样处于一种被轻贱被忽视的地位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种视野的正确与否，当然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不居的。“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朦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得改成‘政做燔典’，那就简直有班马气……”。[5]这中间故弄玄虚的成份是不言自明的。之所以要拉扯上用典的禁忌，原因有二：一是此种论调和前面所论及的俗的定位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能将民众加以排斥的就是好，以民众为服务对象的就成了俗物，这只能理解成愚民政治的一种外化，当然这里也说明愚民政治也并不是中国的特产，甚至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也印证了一种惊人的相似性―一都是以亿万人为牺牲来祭祀和造成自己的天堂的。综上所述，读者的社会地位，决定小说本身的社会地位。二、从本质论与方法论看雅俗之分现代主义文学的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