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与制度视角解释中国汇率政策和外部经济失衡肖耿GengXiao布鲁金斯学会客座资深研究员2007年4月25日一、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国和世界经济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失衡已众所周知：美国在近25年一直保持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经常账户赤字达857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5%。美国巨大的赤字主要通过日本、中国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来支持及获得融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2006年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达到了一个新高：18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07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也成为了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者，达3536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所持有的6488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货币自1994年至2005年一直紧钉美元，自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美元，改为参照一揽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但从2005年7月到2007年3月人民币只升值了7%。中国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的迅速增长和低速的人民币升值引起了华盛顿的强烈抗议：中国应该提高人民币的价格，以减少其全球国际收支项目顺差及与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在2007年3月28日国会听证会上，坐落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MorrisGoldstein指出，中国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被低估了40%。他建议中国应当立即实施人民币升值10-15%的首期政策。我的观点是：华盛顿精英所提出的单方面关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法对调整中国贸易不平衡现状并无帮助。如果所提出的建议对中国有利，为什么中国没有早采取他们的建议呢？是什么阻止中国决策层做那些对中国、美国及世界都既有意义又重要的事情呢？华盛顿的精英分子真的仔细考虑过中国决策层所面临的困难么？还有，正如摩根斯坦利的StephenS.Roach在2007年3月28日所说的：“在国会中的每位代表应该扪心自问一个很重要的假想问题：如果你成功解决中国货币调整的问题，但是发现三四年后加在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你会怎样想呢？”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阐明在中国汇率政策辩论中的模糊不清之处，并指出中国汇率灵活性的真正障碍。我认为，在中国汇率及全球失衡的问题上，中国、美国及世界能够找到双赢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只能建立在互相理解对方所面临的困难及互相帮助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美当前经济关系可以比作战后美欧经济关系，那时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就是为了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同时实现美国和欧洲人民的双赢。美国财政部长HenryPaulson近期在上海作的题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的演讲就可以比作对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草案（或者更精确的说成是“Paulson计划”）的前奏。我深信马歇尔计划的精神如果被应用于中国，会比当前华盛顿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问题施加压力更有意义。事实是，如我后面所要详细描述的那样，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空前的挑战与机遇与战后欧洲的重建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非完全不同。没有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帮助，中国很难克服在经济、社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挑战。简单地说，中国今天的主要挑战是发展有效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有效、和谐及环保地雇佣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社会过剩资本（过剩资本目前表现为中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过剩及不断提高的外汇储备）。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都存在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共存。虽然中国目前人均财富存量相当低，但它事实上却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存量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的过度消费提供融资。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根本问题，而不应该让人民币汇率问题转移了我们的视线。为什么中国的剩余资本没有用来雇佣其剩余劳动力，并以此带动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及消费的增长呢？如果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的共同作用可以在短期内发生，那会很自然地降低中国与全球的经常账户顺差并带来实际及名义汇率的升值。很遗憾，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通常不研究这类再基础不过的剩余生产要素问题，因为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是没有剩余的。在新古典生产函数框架下，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而创造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