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传播的民俗学视角[摘要]昆曲具有依赖民俗传播的深厚基础，在内容和形式上均适于在民俗场合表演。民俗的观念和组织形式有利于昆曲的传播，民俗的文化价值值得昆曲关注和利用，昆曲应当基于民俗文化进行定位并扩大传播空间。[关键词]昆曲；传播；民俗[]J802.1[文献标识码]A[]1671-511x(2010)03-0087-04昆曲是在南戏和北曲杂剧的基础上形成的剧种。因此，它继承了南戏和北杂剧传播的基本特点。南戏始于村坊小曲，顺口可歌；北杂剧源于民间百戏和说唱。二者均有深厚的民间传播传统。如果说南戏在最初还以较长的时间流播于民间的话，那么北杂剧一经形成便很快进入文人圈子，文人渗透得较深。因此，南戏与民间的关系比北曲杂剧还要密切。但这两者最后殊途同归，汇合于昆曲，经过魏良辅等人改革后从风格上分流，一方面在民间作为“草昆”流行，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另一方面进入文人士大夫圈子，被高度雅化，形成新的习尚，在社会高层流行。昆曲形成后虽然在雅、俗两条道路上传播，但均未脱离民俗轨道。二者的区别是，昆曲在雅化的道路上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民俗的新的习尚，如文人士大夫宴会侑酒助兴。这些习尚是文人士大夫有闲阶层的权力和地位所致。但即使在文人士大夫阶层表演，传统风俗的制约也相当明显，也就是说，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并没有拒绝传统民俗，相反，传统民俗活动成为他们的习好，他们欣赏昆曲在更多情形下还是借助了传统民俗活动的闲暇和人气。而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没有多少闲情逸致和多余的财力观赏昆曲，更需要依赖传统民俗的力量为他们提供欣赏昆曲的机会。从这些情形来看，昆曲依靠民俗传播已经形成深厚的传统。那么为何昆曲要依靠民俗进行传播呢?民俗不是空洞的，它是在一定观念支配下由各种民俗事象组合而成的活动体。笔者曾在《昆曲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把民俗划分为四大系统：“第一个是节日时令系统，这个系统是以节气和民间传说为基础形成的风俗习惯，贯穿在一年四季当中，调节着民众的生活节奏，如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元、中秋等；第二个是神灵信仰系统，这个系统是以神灵信仰为基础，伴随着百姓的生活，如佛、道神灵祭祀，各类俗神祭祀以及春祈秋报赛事；第三个是人生礼仪系统，伴随着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节奏，如满月、婚事、寿诞、丧葬等；第四个是社会风尚系统，这个系统有别于民俗，但因在一定时期形成了一定的风气而被作为一种习惯保持在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人群当中，它是以城市经济发展和特定的社会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如宴集之风、蓄优之风、品妓之风等。”在这四大系统中，每一种系统都是在一定观念支配下的人的行动。这些行动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人们心理的调节。通过这种调节，使人的生命畅快起来，给人的生活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在昆曲产生之前，这些民俗都存在。与昆曲产生之后有所不同的是，昆曲在其活动的地域和人群中代替了先前的乐舞和声腔剧种。因此，昆曲依靠民俗演出并非昆曲自身的创造，而是人们因时而变，对传统乐舞与声腔剧种的舍弃和对昆曲的接纳。由此可以看出，昆曲在特定时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那么，昆曲靠什么样的竞争力战胜了其他乐舞和声腔剧种呢?昆曲的雅、俗主要集中于其表现形式，昆曲剧目描述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细琐之事、凡俗之情。这种情形满足了各阶层人的基本需要。与传统乐舞和声腔剧种相比，昆曲对于人间的细琐之事、凡俗之情表现得更加细致入微，其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才会被不同阶层的人所接纳。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记载：“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声调屡变，益为凄惋，听者殆欲堕泪矣。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昆山，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