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战线》1998年增刊羌族源流的历史分析姬兴江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她具有许多独特之处,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其称谓的不确定性和其作为一个民族极其频繁的分化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长期的不平衡性。而这两个特点,往往是相互影响的。其称谓的不确定性使易于分化,而其频繁的分化性又使其称谓难以确定。一羌作为族名或方国名,出现是很早的:甲骨文中有羌字,作父。至殷代,有羌与羌方之分,两者的含义有广狭的不同,殷人泛称西方的民族为羌,与称东方各族为“夷”相对;而“羌方”则专指居于羌地的一个方国,因此,很难把殷代的羌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首先从地理上看,甲骨文记载的羌或羌方的范围是今陕、晋、豫交界一带,这个范围以西的周伯及姜氏都属于广义的羌人。而广义羌的分布,再往西是说不清楚的。因此,甲骨文所载的“羌”没有统一的地域范围,而这是识别民族共同体的首要条件。其次,从经济文化形态上看,被商朝俘获的羌人中,有牧民、猎人、农夫,因此,商代奴隶主将他们分别用在畜牧、狩猎、农耕上。这此处于各自不同的经济形态的人,虽然都居处于西方,但他们明显不是来自同一族的人。总之,除能具体指明地望的羌方以外,殷代的羌不能算作一个民族,而只是居于西方各族的泛称。(《氐族史》)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羌族在商周以前应是一个泛称,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不难理解,因为在整个蒙昧时代及野蛮时代,依照血缘关系而聚居生活的人群由于其改造自然,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对其它氏族部落的认识必然是粗放而难以精确的,它们只能从其居地、生活方式、服饰、习俗的点滴了解中去区分那些与自己有别的特征并以之命名。而随着这种了解的深入,其民族的划分也就会越来越细微。所以甲骨文中羌作为一种西方民族泛称,它的地域分布十分广阔,经济形态多样,发展已有些不平衡的迹象显现出来。这些现象,可以从一些考古成果中加以证实。根据羌族的原始分布地来看,处于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可以视为羌族的文化先驱。辛店文化是1924年在甘肃省临兆县辛店村首先发现而得名的,其绝对年代距今约为2640—3185年。其文化又大致分为孙家寨、张家嘴、姬家川三个类型。发现有房址、密穴、墓葬与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遗物。辛店文化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以从事农业为主,并兼营蓄牧业。卡约文化是于1923年在青海沙湟中县云固川的卡约村首先发现而得名。卡约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境内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范围相当广泛。卡约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约为2690—3555年。卡约文化的人们过着以农牧业主,畜物业为辅的经济生活。但有些地区的畜牧业较为发达。(《青海古代文化》)根据考古发现,我们知道羌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其中一部分开始向东、向南迁徙进入中原地区或西南地区,如周人、申人、姜人、人等,继续发展其农业文化,直接参与了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灭商立周,并最终成为了华夏族的主体民族,人则成为了西南夷的主体民族。此时,西部的羌人,因与王朝统治者同族同源而为周王所倚重,成为捍为周朝统治的有力屏障和重要的同盟。而这种同盟,客观上也表明了周族与羌人之间经济文化上已有分野。西部的羌人,主要从事畜牧业。而这一经济形态,逐渐成为了以后识别羌人的主要经济特征。至周王室衰落,诸侯并起,西北地区甘清河、湟水流域的羌族为秦国日益加重的军事压力所迫,继续192向外迁徙,《后汉书·西羌传》记曰“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当为进入今藏北部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耗”。他们与当地土著融合,发展为后来的吐蕃先民;也有的可能远徙至大山南路发展为后来文献记载的诺羌的组成部分,少部分则可能北迁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所谓“耗牛种”,当即汉代沈犁郡及越郡地区的“牦牛羌”,“广汉羌”当即在东汉在今甘肃、四川交界地区设置的广汉蜀国境内的“白马羌”;“武都羌”当今甘、川交界白龙江流域的羌族。(《中国古代藏缅语民族源流研究》)至此,羌族的分布地区更加广大,支系也更繁多,各支系之间地方性差别也开始日益扩大。二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和中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中央王朝的势力较前更为深入周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