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二、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通达路径话语体系不仅有表达实践的力量，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改变实践甚至创生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确认和释放，取决于话语与实践之间的耦合状态。因此，培育与生成中国教育学的话语体系，不仅需要教育学者具有明晰的话语自觉，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变革实践和教育学话语的创生之间，构筑一种交互生成、双向建构的生态关系。（一）建构自觉的话语意识话语体系是一种历史实践的创生物，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性和稳定态；同时，话语体系又处于生成流变中，这一方面表现在主体在接受和使用话语时的创造性意义建构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主体的话语创新对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上。因此，无论是业已生成的话语体系，还是现实与未来的话语创新，都依赖于话语主体的自觉意识、价值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本土教育实践的敏感度和话语表达能力。这意味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欠缺，固然与中国教育学的起步晚于西方，且创建之初大量引进西方理论有关，但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中国教育学依然面临话语体系建设薄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则与研究主体缺乏足够的话语意识、话语自觉有关。话语意识的自觉建构，不仅要清晰地意识到话语的力量，意识到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对于学科摆脱学徒状态，走向自主持久发展的价值，而且也需要在学术实践中，扎扎实实地从事对问题的原生性深耕研究，创生出对本土实践更具有解释力、亲和力的概念或分析框架。从理论生产的源头看，任何理论都是一种思维的抽象和概况，因而都需要依托一定的概念工具。有的概念指涉的是对象的集合性特征，因而抽象性更强，有些概念则更多关涉对象的个体性特征。从认识论意义上说，无论其概括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抽象性强弱，概念作为主体自觉的意义建构，都体现着一种理性抽象。从“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到“中国教育学”的自主创建，必然包含着自主构建中国独立的教育学概念和话语体系的议题。独立，并不意味着封闭、孤立，也不意味着全面拒绝外来的智慧和话语资源。关键问题是，“对中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并最终会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11]。这应该成为谋求独立形态的中国教育学的前提性共识。（二）回归中国教育学话语创生的文化之源由自觉的话语意识，转化为积极的话语创新实践，这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摆脱西方学术话语主导甚至主宰中国教育学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学研究中主要依靠西方概念、判断、话语体系来分析中国教育问题，或者引发教育学思考和理论生产的路径依赖。那么，未来中国教育学话语创新和理论生产的新思想之源如何可能？笔者认为，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需要在双重意义上回归本土文化之源。第一，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扎根于鲜活的教育实践中。每一个真实发生的教育实践场景，都是此时、此地时空交织下的创造性活动。它既内在地蕴含着实践主体丰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也受到历史与现实、空间与环境的多重制约。在这个过程中孕育而生的教育问题，应该构成中国教育学话语创新的源泉。马克思（Marx，K.）对“问题”的时代性、对“问题”所蕴含的理论创新的需求有深刻的洞见：“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新概念、新话语、新理论的创生，往往表现为探究之心与现实问题的“遇合”。独特的“中国问题”是创生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的培养基。一种由现实问题而催生出的、蕴含着新思维的话语创新，有时会出人意料地“照亮某一段混沌的‘思想迷途’”[13]。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陶行知可谓是致力于从中国独特的教育问题出发，创生中国教育学话语与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为改进中国教育寻求出路的艰难探索。1928年，他在为自选教育论文集《中国教育改造》所撰之序中明确宣称：“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要，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14]正因如此，陶行知所创生出的“教学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