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红字”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消费文化相对应的美丽的坏女人形象开始独据文坛一角并引发无数想像，本文选取的文本正是以强暴、诱奸这样的热点题材为中心的一些“酷烈小说”。然而这些小说的立足点并不是基于某种阴暗心理的窥视，而是把重点放在由“丑闻”所诱发的一系列生存问题的善后上：看客、民族劣根性共同成为了扼杀可怜女性的帮凶。事实上，在那些看似平淡的生活背后隐藏着纷繁不定的多重人性，而刘庆邦所做的努力正是“直面生活背后的真实”，表达对于底层生存现状的怀疑与追问，尊重与同情。关键词：刘庆邦；酷烈小说；女性；看客；乡土劣根性；人性：I207.4文献标识码：A：1007??4074(2011)06??0087??05基金项目：国家民委课题（09NM03）：王妍（1981-），女，山东枣庄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明军（1963-），男，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是什么”一直是一个很难言说的问题,症结在于文学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然而，文学的丰富性恰恰是由生命的多样性构成的，可以说人性有多少种可能文学就会有多少种呈现的方式，文学的独特性也恰恰在于展现那些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的复杂人性。刘庆邦在长篇争鸣绚烂的今天业已成为一个坚韧地存在，在并不短暂的30多年的写作历程中,他以自己独特地书写耕耘于当下,呈现出恬静与锋利、婉约与浓烈、优雅与惊悚、柔美与残酷相互撕扯纠缠却又并行不悖的美学风格,使得文学如此真实地介入我们的生活。在文学流派纷繁的今天，我们虽然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地归类，但我们却不难把握到一个严肃作家用心去探寻人性的阴影，追寻命运脚步的努力。诚然，柔美才是刘庆邦小说的落脚点和心灵的归属地，然而酷烈书写中别样人性却大大扩展了文学图景的广度及深度。一孙郁先生提及刘庆邦的酷烈小说时用的一个词是“山崩式的轰鸣”。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刘庆邦对于乡村与矿山的偏爱，他喜欢讲述死亡与乖戾的故事，在黑暗的甬道中，那种演绎着黑暗与温暖的冲突，那些在荒寒世界中的无奈与隐忍。在这里，小说家不是基于猎奇或者是某种阴暗心理的窥视，而是对于生命与生存艰险的理解、尊重、思索乃至于怀疑与追问。这一切在刘庆邦的早期代表作《走窑汉》中得以充分的展现。《走窑汉》的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矿工马海州对奸污妻子的头头施行不屈不挠的报复故事。事实上，读到奸夫张清跳窑自杀，继而妻子小娥跳楼自杀时却生生感觉“酷烈”不堪。诚然“走窑汉”马海州有着理直气壮地理由：“最最可恨的是，当他们在地底下挥洒汗水时，人家在地面勾引他们的老婆”，[1]（P236，231）这就使马海州在复仇方面的过激与残暴显得有情可原，同时也隐埋下了噩梦的导火线。在这篇非常有技巧性的短篇中，对无论是心理战术施压者还是被步步紧逼被动者，心理动态都未着一词，而是通过细腻准确的动作描摹完成一系列的铺排，如小娥“马上涌出泪水”“很快擦干”，由“马上”、“很快”这样的精准用词中生动地展示了小娥在“出了那件见不得人的事以后”的心理劣势。故而，小娥不堪精神重负跳楼摔得脑浆迸裂的结局，虽并不意外但却让人为之惊怵。一直以来，“强暴”都是一个极为敏感而丰富的题材,尤其是在把女性贞洁看得无比重要的中国社会,一场强暴的风波不仅仅是事件本身的伤痛而且包含着更多的民族心理、道德、伦理的因素在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走窑汉》里“农村老太太打扮”唯唯诺诺跟在丈夫背后的小娥，还是《五月榴花》里能帮丈夫做事不被拒绝就得到了“巨大的恩赐”兴奋不已的涂云，她们共同的罪恶都是源于被人强暴。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在强暴事件发生之前都是恩爱的夫妻，但经过“被强暴”后妻子们却又立刻变得肮脏起来，这种对比，足以让人触目，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的第四章开头所分析的那样“这始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2]（P93）男人的性别角色虽然是在后天教育中逐步形成，但千百年来男权思想已经渗透进他们的血液。可以说，无论是野性十足的涂云、“纯洁清澈”“孩子般稚气和娇憨”的小娥，还是含苞待放的梅闺儿（《最后的浪漫》），她们都是充当了被动者的角色，纵使是摔跤能手的涂云在荷枪实弹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