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差异性社会”是本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也是近来备受社会关注和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就差异性社会的三个问题进行阐释：第一，我们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关键点上，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关于我们国家社会类型、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应该是规范我们国家未来长治久安、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性理论。第二，在社会类型和社会性质的判定上，我们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序发展和良性治理，那么我们今天按照怎样的尺度和标准，才能够达到这一点？第三，根据上述两点，我们究竟希望我们的社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社会或理想社会？一、差异性社会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今年“两会”上议论最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是民生，最突出的问题是房价。房价偏高的背后，显示出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经过长期调研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最富裕的人群(占总人口10％)和最贫穷的人群(占总人口10％)之间财富的差距是55倍。众所周知，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基本尺度，0.4是警戒线，基尼系数若超过了0.4，说明这个社会本身的冲突和矛盾加剧，社会结构紧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拿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95，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不仅如此，我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两会”上各种呼声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大，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在为自己的利益集团呐喊。上一次“两会”，两亿多农民工中仅有3名代表进入了人大，但他们很快就写了大量的提案，为农民工的权利和利益而呼喊。同时，一些民营企业和其他资本的代表，针对这些提案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以现在的“两会”越来越热闹，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由此，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如何看待我们当下的社会，用什么样的标准判定社会，什么是我们需要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它分得更公平、更合理、更正义。这样一来，发展和正义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会究竟要发展成怎样的目标社会，我们究竟希望它变成什么样的社会。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我们13亿人民的面前，当然同时也摆在了社会理论家的面前。和常人相比，社会理论家有他的独特之处，作为感性人格，他要介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去，深切感受人民的困惑和问题。但是，社会理论家还不能仅仅作为感性人格而单独存在，还需要理性的反思，需要变成理性的人格，要把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应该怎样规范、规正？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需要有两类理论家来共同完成这一任务：第一类是在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中进行研究的理论家们。比如，对于我们的社会，社会学家们首先行动起来，做了大量的调研，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层状况进行研究。这几年，他们出版了众多理论著作，这些著作都表明我们社会存在分层，且这些分层日益扩大化，基于这两点，社会学家们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社会现状。但是社会学家们运用实证调研方法所做出的判定，并不一定能进一步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一社会分层是否合理？当把“事实”变为“应当”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超出了实证科学本身所能容纳的限度它必须叩响更高的另外一群理论家的大门。我们把这些理论家称为发展哲学研究学者。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于中国的发展和正义的关系以及发展当中的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把握：第一，发展经验。我们已经对一些发展经验做了分门别类的概括，比如江苏经验、苏州经验等等。中国有很多发展模式，包括苏南模式、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等都是经验的范畴。经验是可贵的、有效的，然而经验本身之感性、现象性的存在，有时空的限制性和表面的限制性。从哲学上来讲，它属于感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汇集，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发展科学。比如说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的有发展经济学，研究政治发展的有发展政治学，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有发展社会学……这些都是分门别类地把握一个现象的学科体系。他们把完整的发展切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