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战后初期西占区德国民族的历史反思二战后，德国民族面对的是一个彻底战败的、被占领的国家，接受的是纳粹政权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累累暴行，承受的是精神空虚、麻木和物质巨大损失的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都在忍受着心灵的煎熬，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省。他们积极地探讨罪责问题，虔诚地为德国的罪行进行忏悔，呼唤道德的重生。大力宣传政治民主思想，反思德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战后初期西占区德国民族的深刻反思，为促使联邦德国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和树立正确二战史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60年代以后西德的进一步深层次的反思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如果说有过一个国家曾大声疾呼清算过去，重新开始，那就是1945年的德国，面对纳粹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许多德国人都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情。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德国的罪责问题是一个最尖锐的道德问题。战争不仅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使整个世界蒙受了无法形容的苦难，尤其是犹太人的遭遇，更是震惊了德国人民。盟国为强调全体德国人都应对纳粹暴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集中营的惨状进行了展览，强迫德国人参观集中营，帮助掩埋遇难者的尸体，并拍成电影资料在全国放映，以达到教育德国人民的目的。特别是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报刊、广播都详细报道了审判的情况，披露了许多纳粹罪行的细节，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了盟国首席起诉人的开幕词，随后还出版了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书籍。大量罪行的披露，极大地震撼了德国人民，它使德国人民看到了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当德国人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时他们不能不感到万分羞愧，他们也不得不深思：希特勒为什么会在德国上台？作为个人在纳粹暴政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当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重新建造德国？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最著名的就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对罪责问题的探讨，他认为：“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发生将给德国人的灵魂带来必要的彻底新生的转变。”⑴早在1945年8月，雅斯贝斯在一次演说中，就曾提醒德国人说；“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拉走时，我们没有上街；直到我们自己也遭到毁灭的时候我们才叫喊起来。我们宁愿脆弱地活下去，理由是我们的死帮助不了任何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即使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活下去是有罪的，是于心有愧的”。⑵1946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罪责问题》一书。把罪行区分为以下几种：（1）刑事罪行；这要由法庭进行惩处；（2）政治罪行：要承担由征服者的武力和权力强加的赔偿义务；（3）道德罪行：这只是个人及其良心之间的问题，能引起忏悔，带来新生；（4）抽象罪行：由于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每个人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公正，特别是在他面前或在他了解的情况下所犯下的罪行，都应分担责任。雅斯贝斯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动，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并接受这种责任带来的政治后果，应当承认和接受国外所提出的惩处、负责和赔偿的要求，每个人都应依其良心来独自反省。在早期的德国人民的悔悟自新过程中，教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在希特勒上台之初，教会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是，随着希特勒独裁体制的全面确立，对纳粹体制进行的最积极、最有效、最一贯的反对却是来自教会。在天主教教会方面，一些宗教界人士或公开布道，捍卫旧约；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帮助他们逃脱盖世太保或集中营的魔爪。如福尔哈贝尔红衣主教、普赖辛格伯爵主教、加伦伯爵主教、格勒贝尔大主教，以及像“天主教行动会”领袖克劳森纳博士、哲学家特奥多尔·海克尔、赫尔曼·穆克曼和弗里德里希·穆克曼兄弟等天主教俗界领袖等，他们“始终使天主教保持了反抗精神”。而在新教教会方面由马丁·尼默勒牧师、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