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奥尔森式问题王琳+张虎彪+张锐连内容摘要：切合我国公民阶层开始源源不断地产生对自身利益的全新关注以及不断努力挤身于市场利益集团中去的国情，以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中的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切入点，尝试在其公共选择和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攻坚阶段出现的“搭便车”和选择性激励现象进行分析，以期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学方法来深层次地解决非市场问题，提出用辩证和“扬弃”的观点解决改革中的深层矛盾。关键词：市场经济奥尔森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F014：A文献综述集体行动理论的提出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学术界对其含义较为普遍的认知是：集体行动是“任何供给集体物品的行动”，是一种用来实现共同目标的集体决策过程。作为集体行动理论先行者的亚当·斯密（1974）很早就意识到集体行动对一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理性的个体行为通常并不会导致理性的集体结果，例如18世纪的英国商人在重商主义政策下会选择采取集体行动去“胁迫政府”分割财富来谋取私利，他以类似直觉的方式对集体行动放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自由经济的社会后果做出了警示。奥尔森（1963）对集体行动理论作出了具有奠基性质的重要贡献，用完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具有强制性或其他特殊的手段会使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中的个人按照共同利益去行动，但是具有自利性的个人在个人理性并不能直接带来集体理性的条件下是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集体共同利益的，即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对此他认为需要一种能克服集体行动障碍的外在力量，即偏重于经济激励的选择性激励。针对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困境，阿克塞尔罗德（2007）认为这种困境的形成與博弈次数的多寡有关，在合作进化中博弈成员进行多次重复性博弈远比一次性博弈要容易避免集体行动困境，理性的认为“一报还一报”的个人在未来预期收益足够诱人的情况下会自觉意识到未来仍需与集体成员进行合作。但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对奥尔森“理性人”假说持完全接受的态度，例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奥斯特罗姆（1990）指出应用有限理性的理性选择模型来代替完全理性选择的行为理论。诺斯（1981）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对集体行动的难度进行了夸大，认为凭借意识形态可以帮助利益集团克服搭便车的集体行为困境。此外普特南（1996）还有从制度分析的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放眼国内研究，刘玉照（2004）将奥尔森在集团内部划分的次级集团定性为“联邦”集团，通过白洋淀修路的调查指出，一个集团成员会在权衡自己是否能从公共物品达成后得到集团地位的提升来决定是否要采取实际的支持行动。张江华（2007）针对我国集体时期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实行的工分制度，表明除了可有效激励和带动劳动者积极性之外，普遍的搭便车行为会使无效劳动停滞，降低着集体经济收益。贺雪峰（2007）指出，与奥尔森偏重经济激励相比，社会激励对我国集体行动的解释和作用效果更为贴切，他针对未将理性行动者置于特定文化背景和环境而暴露出的抽象问题，提出我国革命和经济建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主力军--广大农民，他们在意的是他人不能从我自身的行动里白白得到额外的好处，而会在集体行动中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而非实得好处来权衡自身的行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基础1.理性人假设与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采取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公共选择学派人类行为的奥尔森，他将为微观行为提供基础的理性人假设和集体行动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联合起来去看待共同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实现过程。虽然奥尔森并没有否认个人的选择和行为会受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约束，但是在现实集体行动实践过程中的个体不仅仅作为经济人而存在，他们更会秉持着社会人的身份而存活，也就是说不存在不受情感、道德和习俗等因素影响的绝对理性的个体。尽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