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对话吴敬琏：政治体制改革各要素良性互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有“吴市场”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教学楼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大型研讨会上，就过去30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对话。78岁的吴敬琏和69岁的周瑞金，都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过贡献。1991年，周瑞金主持撰写了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评论文章。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被采纳。当年激扬文字至今振聋发聩，而吴敬琏和周瑞金二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激情依旧，昨天的对话因此擦出了精彩的火花。关于市场经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可能走上重商主义周瑞金：吴教授前一阶段常常提到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但近两年提出了新的论点，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要防止走上重商主义的道路。吴教授怎么看待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南巡16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吴敬琏：“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大家都是非常热心地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当时的心态可以概括为“救亡图存”，心里想着不管什么办法都可以用，只要能发展经济就行。不过那个时候，意识形态的禁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才会采用一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土地搞承包制，在保证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承包给农民，另外，在临近香港的地方搞一些小气候，这样经济很快就开始活跃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个市场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这一时期，双轨制的矛盾开始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保持政府主导条件下作出的“双轨制”等变通性制度安排，一方面给企业家以发挥生产性创新活动才能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耗用精力从事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种现象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当时“倒爷”群体的诞生，他们是双轨制体制下的特殊产物，这个群体需要权力为其提供便利，而当权力搅进了买卖，腐败也很容易产生了。市场经济真正成为目标，还是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这些改革也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全中国经济的大活跃。但是，腐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改革的推进不足，诸如减少行政审批的措施不够有力，法治国家建设的进度缓慢，都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提高了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动力和压力。到了21世纪，一些因素的加入加重了腐败。农用土地通过征地开始进入城市化中来，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政府用很低的价格将土地买入，从而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土地收入被政府拿来进行形象工程的建设。权力对资源的支配作用越大，寻租空间也就越大。另外，到了2003年左右，国内经济出现过热的势头，宏观调控力度也开始加强，但是一些部门在调控时加入了干预，现实造成的现象是，多一层审批就多一层寻租空间，行政许可所带来的寻租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越来越多。这给我带来的思考就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运转，必须要有法制配合，无规则的经济必然导致混乱。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并不清楚，也不理解，认为当时日本的行政主导的经济是很好的仿效对象，但实际上这种经济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在当初认识不够的情况下，一般来说，走上政府主导市场经济道路以后，就有了自我强化的过程，也就不太可能出现自我削弱。经济学上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一般会出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政府权力的逐渐消解，而另一条道路则是走上重商主义，政府权力干预掌握不好的话，就可能出现那种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21世纪之初，我接受并广泛宣传“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把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归入到坏的市场经济中去。但是，后来愈来愈觉得，“坏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对“市场”概念的错误理解之上的，好像只要是商品在市场上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