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录,浮世绘,教科书一官场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类型，不如说是一种文学销售类型，即一种“上架建议”。1999年，王跃文出版了以官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国画》，反响强烈，三月内重印五次。“官场小说”，由此成为“官场题材小说”的总称。尽管当年《国画》五次印刷之后，停止印行(2010年再版)，以《国画》为代表的官场小说却在盗版、跟风和网络阅读的推动下，迅速流行，畅销不衰。时至今日，冠以“官场小说”之名的作品，泥沙俱下，泛滥成灾。这类小说数量巨大，质量低下，绝大多数不值得批评，也经不起批评。可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官场小说配得上一场深刻的反思与批评。官场小说继承了“改革小说”与“反腐小说”的题材，并将其缩小为以官场为舞台、以官员为主角、以官场内外生态与官场哲学为内容的又一种类型小说。官场小说的类型小说属性，可以追溯到它的远祖“谴责小说”。类型小说注重读者的娱乐感受(可读性)，是通俗小说的基本存在方式。官场小说的“通俗”出身，既为它流行、畅销种下善因，也让它不得不吞下“文学价值存疑”的苦果。官场小说的吸引力，源于“官场”。官场既是一个真实的时空场域，由权力架构中人与人的关系构成，又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想象的异邦”，充斥着权力、阴谋、交易、仕途传奇和众所周知的“潜规则”。老百姓对官场有着特别的兴趣，街谈巷议从来不缺乏官场内容。由来已久的“官本位”价值取向，现实社会中日益凸显的“官本位”现象，官场中人遥远而神秘的生存状态，更促使大众热衷于关注、谈论、想象官场。官场小说的出现，恰好缓解了大众的“官场饥渴”。一种类型小说有了数以亿计的读者，书商和作者蜂拥而至，也就不在话下了。不透明的官场生态，远离老百姓的生活经验，一方面为作者发挥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成为读者消费文学、了解官场、认识社会的窗口。官场小说的读者，一分为二：一为猎奇者，二为学习者。猎奇者，满足于小说描绘的遥远而神秘的官场生活。对他们来说，内容是真实的还是妖魔化的，无关紧要。受猎奇者的影响，产生了一批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描写腐败、打着“扫黑”的旗号描写黑社会的官场小说。这类小说的作者为了增加“可读性”，自然不惜以妖魔化官场为代价。学习者分官场外与官场内。他们阅读官场小说的目的基本一致，即学习官场生存法则。不同的是，场外学习者将其视为“官场求职指南”，官场中人将其视为“官场进阶宝典”。为什么他们要到官场小说中学习官场生存法则呢?盖因官场运作，除了面上形形色色的规章、制度、文件，更重要的是，底下玄之又玄的“潜规则”。因此，官场小说作者倾向于用作品注释官场潜规则。书中人物的言语、行动和遭际，不是社会环境、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性格使然，而是官场潜规则的一条又一条注脚。猎奇者推动官场小说成为“官场浮世绘”，学习者推动官场小说成为“官场教科书”。大多数官场小说的作者为分畅销小说一杯羹而写作，执著于“权势、金钱与美女”的演绎，立意难以超出官场“黄与黑”的范畴。这类作品，客观上反映了现实、讽刺了世态，有时却不免过度想象，不着边际。由于作者无法提升把握社会现象的广度和深度，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对官场内外个体存在的解读与反思，对官场及周边人群道德困境的了解与表达，更是芳踪难觅；加之技巧幼稚(平铺直叙的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结构臃肿、文字拖沓(大量作品，以网络连载积累人气，之后才正式出版)，致使这类小说难入批评家的法眼，一股脑儿被扫进“消费文学”的字纸篓。当然，也有少量官场小说出类拔萃，得以进入批评领域，占据严肃文学的一席之地。这类小说，往往能够通过宏大的历史背景、具体的社会事件、主人公的宦海沉浮以及具有道德意味的反思，表现出“对中国当代生活认真而清醒的检讨”。这就意味着，作者必须深入地观察社会万象，细致地触摸生活肌理，“对时下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有着足够的或充分的认识”。在表现手法上，则继承和发展了“讽刺和人道的写实主义的传统”。(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二阎真的《沧浪之水》(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