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和解到文化复兴——学者朱大可访谈录一．从“丝绸之路”到“丝玉之路”中国文化报：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展开“丝路外交”，借助“丝绸之路”的概念，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商业、文化和政治交往。陕西电视台正在策划组织新的丝路之行，以纪录片和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丝绸之路的自然和文化风情。您曾经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过一个新的概念——“丝玉之路”，不知您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一种怎样的文化研判？朱大可(著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丝绸之路”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这个概念虽然很好，但有其观察和表述的局限性，需要加以改造，才能实现跟历史真相和中国现实的无缝对接。丝绸是中国对外输出的主打商品，但除了朱棣式的朝贡贸易以外，所有正常的跨国贸易，都必须是双向的，否则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在“丝绸之路”的概念里，你会发现它只有输出意向，而无输入意向，这是明显的表述缺陷。中国文化报：您提的这个问题，许多人都没有思考过，它看来的确需要调整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提升这种学术表述呢？朱大可(著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我为此提出一个修正性概念——“丝玉之路”，或许有助于“丝绸之路”概念的升级换代。古代中国人把丝绸贩卖出去，又把中亚和西亚的玉石、青金石、黑曜石以及各种珠宝输入本土，制造“丝”和“玉”的远程对流，由此形成漫长的“玉石之路”。在殷商和周，玉器是国王跟众神交流的重要媒介，维系着政教合一的体制，正是这种需求，推动了苦硬的国家跨界贸易。当时，中亚草原上到处是职业盗匪集团，为了防止掠抢，玉商把玉块和珠宝缝在腋下的肉里进行“走私”。但还是有大批商人被迫面对劫财取命的命运。“丝玉之路”不是康庄大道，而是用无数生命铺设的悲剧性道路。中国文化报：关于丝玉之路的商品贩运模式，许多学者到今天好像也没能说得很清楚。这些贸易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如果它是一种高危行为，那么它又如何得以延续这么长的岁月？朱大可(著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在整条丝玉之路上，中国人通常只能把物流做到新疆东部一带，而更遥远的地方，包括帕米尔高原在内，则需要吐火罗人（以后变成突厥人）来接力，由他们把货物转卖给印度人和波斯人，后者又贩给斯基泰人（以后变为阿拉伯人），最终到达希腊/罗马人或埃及人手里。没有哪类人能伴随货物从起点一直走到终点。由于贸易路线过长，而被故意分切成多个有限的短线。这种接力棒策略延长了贸易周期，提升了贸易成本，引发贸易终端的大规模涨价，例如，一件中国丝绸的价格会在罗马帝国上涨数百倍之多。但这种模式拥有一个无法比拟的优势：每一路段的贩运者，都是其地盘上的枭雄，他们通常会组成势力强大的帮派，有效摆平守卫关隘的官员，制止强盗的致命袭击，以及防止地方疾病对贩夫和牲畜的侵扰，等等。随着货物安全系数增大，它们被运达的概率也大幅提升。货物和贩运者的安全，总是超过价格指数，成为贸易法则中的第一要义。中国文化报：“丝绸之路”也好，“丝玉之路”也好，都是器物层面的交换，大家的谈论，好像也只限于贸易领域。事实真的如此吗？难道就不会有别的交流？比如说，有没有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有没有出现过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呢？朱大可(著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正如你所说的，“丝玉之路”的交流，不仅仅是双向的，而且是多层面的。它的第一层面当然是物质性的，也就是以“丝”和“玉”为代表的高端器物及其技术。第二个就是人种层面，也就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由西向东的移民运动，这导致东亚地区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聚居区。古史里对此有大量记载，古人称他们为“戎狄”，分属印欧系的斯基泰人和雅利安人，印伊系的吐火罗人，印欧系蒙古系混血之突厥人，蒙古系西亚种的埃兰人等。这些上古移民进入东亚地区之后，形成民族多元并存和杂交的优化态势；第三就是文化层面了，随着商业贸易和移民的步伐，中亚、南亚、西亚甚至里海和地中海沿岸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神话文学传说、美术和音乐等“精神产品”，大量进入华夏地区，跟本地的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冲突、渗透和融合，形成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互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