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视角下政经治理模式探究【摘要】在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陷入瓶颈阶段，"土地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体制混乱、职责不清、管理缺位”的弊端。伴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基层居民身份结构的多元化及利益诉求的多样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逐渐挤压了基层活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南海区“政经分离”的推行，为中国的基层治理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本文基于合作治理理论来分析广东南海的“政经分离”案例，总结经验，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优势，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充分合作，创新基层管理模式。【关键词】政经分离；合作治理；广东南海【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5-0078-03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率先进行体制改革，借助区位优势，南海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发达的集体经济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在为南海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形成对基层治理模式形成“倒逼”之势。南海区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体制混乱、职责不清、管理缺位”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伴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基层居民身份结构的多元化及利益诉求的多样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逐渐挤压了基层活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一个社会的治理，根本立足点在于基层，基层管理模式的创新已经迫在眉睫。南海区“政经分离”的推行，为中国的基层治理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本文试从合作治理的视角出发，分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如何在南海“政经分离”综合改革中实现良性互动。一、合作治理理论综述“治理”源自于古希腊语的“引导领航”，原意是指统理、引导或操纵之行动或方式。在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公私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1］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如果说参与治理是建立在人人都有浓厚参与热情的假设上的，易被现实中的参与冷漠所瓦解的治理模式，那么取而代之的社会自治则因其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更易被广大的民众接受，成为了最有可能摆脱操纵可能的自我治理。［2］而合作治理理论区别于另外两种治理模式本质在于从根本上排除任何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其是将社会自我治理这一现象放在与政府平等合作的位置上加以考察的。合作治理是政府为了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而与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甚至与私人组织和普通公众开展的、意义更为广泛的合作。[3]二、南海政经分离合作治理模式分析一一基于案例的研究处于改革前沿阵地的广东南海，在经历了集体经济股份制和股权固化的改革后，释放了农村生产环节的活力，带来农村财富的显著增长，但同时南海农村面临着许多矛盾与困惑：一是"政经不分"；二是城乡二元分割突出；三是农民利益导向存在偏差。为了革除弊端，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2011年1月，广东南海以“村改居”拉开“政经分离”的改革序幕。根据部署，南海的农村体制综合改革将按照“村改居”与“政经分离"、创新基层党建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村（居）集体经济二次改制三步推进。"政经分离”实际上是相对应“政经合一”而言，就是把村（居）基层的自治职能与集体经济管理职能分离，具体表现为"五分离”一一选民资格分离、组织功能分离、干部管理分离、账目资产分离、议事决策分离。⑷“五个关系”分别为：一是“松绑”与“捆绑”的关系；二是“掌权”与“放权”的关系；三是权力和监督的关系；四是有为和有位的关系；五是积极和消极的关系。（一）主体多元化下的合作治理在合作治理过程中，其他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破除了行政主体的一体性垄断。在当前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公众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化。南海区按照“六个不变”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全部农村社区实行“村改居”，在"村改居"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