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摘要民国时期，国史馆设立与发展经历了曲折过程，以1917、1927、1937、1946年为节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在设馆理念、史馆地位、组织系统、职责范围、人员构成等方面均呈现不同时代特征，其间更交织着中西、新旧史学理念的碰撞和官、私史学的互动。国史馆虽在史料搜集、纂辑等方面做出不小贡献，但整体上成绩不彰，未能编纂出一部形制完整的民国史，充分折射出官方史学的衰颓。这主要是因为，以现代知识生产为依托的史学学科体系的逐步确立，使得以大学为中心的私家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官方史学则被迅速边缘化，而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干预以及经费的不足等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关键词民国时期国史馆建制沿革史料搜集与纂辑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2-0119-06中国史学发展一直呈现官修、私撰双线并行的基本格局，“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拥有官方制度化、组织化的史学活动，正是中西方史学的主要区别所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性质的逐渐转变以及中国史学的日益现代化，官方史学的存在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地位也一落千丈，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对于这一重要史学现象及相关机构，目前学界尚未给予足够关注，而有关民国时期国史馆的研究尤为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及主要成绩略作梳理、总结，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见教。一、国史馆设立始末及设馆理念的嬗变中国古代之所以高度重视设馆修史，其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吸取前朝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是掌控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从深层次上说，则是中华民族发达的历史意识使然。民国时期，国史馆继续存在并随时代发展产生新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复杂曲折的设立过程及设馆理念的嬗变上。民国成立不久，胡汉民、黄兴等97人联名请设国史院，一方面要求延续设馆修史传统，一方面严辞批判旧史记载范围狭窄、维护君主统治等弊端，强调史书编纂应以社会、民族、国家等为书写主体和服务对象，从而标志着这一与政统、学统息息相关的文化制度开始转型。因当时处于权力交接时期，参议院无暇顾及。袁世凯窃权后，表面上维持共和制度，将各项官制咨送参议院审议。议员们围绕国史馆应否设立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梁孝肃、蒋举清等坚决反对设馆修史，认为必“蹈专制时代之覆辙，重政府而略国民”。事实上，历代史馆虽与皇权密切关联，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行政职权方面，还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直书精神和信史理念上。在中国文化传承和史学发展中，官方修史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谷钟秀就反驳说，国史馆“不但不碍于私史，且可以为私史之参考”。最终，这一理性观点赢得多数议员赞成。1912年12月11日，袁世凯任命王?]运为馆长。“?]运久不至，欲改任章炳麟，藉以羁縻，炳麟不受。”1914年5月25日，国史馆正式成立，然有名无实、形同虚设。1917年4月18日，段祺瑞呈请将国史馆暂行停办，“由教育部派员接收，另筹妥善办法”。随后，国史馆被降格为国史编纂处，于1917年6月30日并入北京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宣告当局对修史权的放弃，折射出官方史学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趋势。国史编纂处虽仅存两年，但成绩颇为可观，主要得益于对权力干预的剥离和对学术精神的贯彻。“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对学生的回护引起当局不满，校长职务被免除，国史编纂处也被收归国务院。1919年9月1日，新国史编纂处成立，涂凤书任处长，在长达8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像样成果。1927年9月21日，张作霖以该处“规制简略，职司未备”为由，下令重设国史馆，任命柯劭?胛?馆长。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京政府垮台，国史馆随之解散。南京政府成立后，薛笃弼建议“现有之部院……可以兼掌国史者。添设一处，专责编纂国史之责”，未被采纳。首都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建议设立国史馆，并特别强调与中共争夺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从而将历史编纂纳入到政治斗争范畴。钮永建亦呈请设立国史馆，其出发点虽非党争，更侧重对官方修史传统的继承，但实质是以“史权”塑造大众价值观，同样带有明显政治色彩。可见，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