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不可预知,无法判断。2007年那时我还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北京郊区的唐家岭村，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2009年在总结了他们的三个特点：高知、弱小、聚居后，我将这一群体命名为“蚁族”。一个新的群体——“蚁族”，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自此以后，我和我的团队得以敲开一扇又一扇门，取得信任，并让里面的年轻人开口讲述他们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能看到中国的未来——那些大学毕业生、那些高校青年教师、还有那些新生代农民工、那些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正在奋斗的青年人在经历怎样的命运。2012年，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当代青年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去年，我们又研究了从大城市返乡的这样一批年轻人，我给他们起名为洄游青年。他们像鱼类的洄游一样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路走来，蚁族、工蜂、洄游，海陆空都有了，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要写新中国青年动物园。一我和我的团队研究“蚁族”已有八年，我们力图呈现给社会的，应当说是一个原生态的城市群体。我们想写出他们的希望、梦想和坚持，也有他们的迷茫，彷徨和困惑。在答应上这个节目以前，我犹豫了很久。我很想告诉大家，我之前做过调研采访过的那些蚁族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但再次拨打他们电话的手是沉重的。首先害怕听到手机关机或者是空号——因为在今天这个通讯异常发达的时代，手机号码就是一个存在的标志；一个号码的消失，往往就意味着一个个体从号码所属的城市离开。我也害怕我的回访打扰到他们的生活。我要占用他们工作或休息的时间，听他们诉说生活的心酸苦辣，有时候甚至要揭开他们的伤疤，看淋漓的血肉。我现在还清楚得记得五年前一位蚁族和我说过的话：直到现在，我还是会经常面对一些固有的问题，诸如籍贯啊，留京动机啊，父母养老啊。在漫长的闯荡岁月中，我早已有几套完美的措辞，面对不同的发问人群，给出他们想要的回答。或自强不息，或怨天尤人，或顺其自然，来满足发问者的种种心理需求。这些问题有时候我回答起来毫无所谓，有时候步步紧逼。因为这些问题在北漂的日子里给我留下的印记，已经成为我莫名的自卑点，但凡问及，无论何种回答，都是对我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无论是否对我造成影响，已是不可磨灭的一种存在了。八年前，因为好奇我走近了”蚁族“。在研究中，我跟“蚁族”一块喝酒、吃饭、聊天。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以为自己应该很了解“蚁族”，但慢慢地我发现，我离蚁族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蚁族”是真实地生活在那里，而我是去研究做调研然后回来过自己的生活。我尽量地想从“蚁族”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后来我发现我尽全力都做不到。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蚁族给我讲起他第一次找工作时的情景，整个行头都算下来一共，才75块钱，但即使生活这样拮据他也从未掉过泪。有天早上起床，跟他住在一屋的同伴问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他自己浑然不知，回头看湿漉漉的枕头，才直到昨晚自己是在梦里嚎啕。我问他，那天晚上你梦到了什么？他告诉我，他好像梦到了自己的母亲。第一次我知道了：最痛苦的不是哭，而是哭都不知道！2011年的春节，我和一个“蚁族”一起度过。大年除夕的晚上，我和他面对面坐着，面前是一大桌饭菜，窗外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我跟他说，新的一年快到了，许个愿吧。他低着头，我心想他一定是在认真思考，准备许下一个大大的心愿。他抬起头，默默注视着我，然后跟我说“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每天早上起床可以看到阳光”。来北京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和女友租住在地下室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在21世纪的中国，早上起来看见阳光，却是一个“蚁族”最大的愿望。---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些年，有很多关于“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争论，很多人也问我，蚁族是该走还是该留，我说，“蚁族”的路，我没有权利去评价。有时候，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世界，用怜悯的眼光去试图接近我们认为生活不济的人群，以为自己的到来会给他们带去光明，可最终的结果，可能与我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