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先要说到战争起因和战争性质了，这两个是一致的，不可脱离的。战争的起因如下:1、削减马价，2、拘留使臣，3、谎诺婚约，4、剪断布帛、5、谎诺戏班子、6、其他不能满足的索求，朝廷不与。1、2、3、6、是朝廷和王振干的，3、5、是明朝使臣马青、马云干的，4、是蒙古使臣干的，一匹布剪断成两匹。弄虚作假者。在婚约上也先想为他的儿子娶明朝公主，二马应承下来，也先高兴，夸示诸虏，发现是骗他的之后，大为恼怒。6个因素加在一起便以寇边发起边衅。先期目标在独石马营，明朝抗击，战事扩大。土木之战的过程明朝根本没有意识到瓦剌的进攻，正月初，还在给瓦剌的使臣任命官职，可见当时并无异常，最起码是明庭没有意识。明庭(尤其是兵部)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备工作，导致各地纷纷告急。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带领准备了40余天的明军六师出战。明英宗率大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公历十月，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而且十五世纪的气候比现在要寒冷，到十六世纪才回暖！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杨洪的儿子)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