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不是工业革命发生地包海松工业革命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发生需要一定的生产力作基础，也需要适当的社会机制来促进。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归纳为如下的两个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少解读，答案也各不相同。我认为分配激励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工业革命首先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发生。自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进入了封建割据时期。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是封建采邑制，由君主将土地分封给大贵族，大贵族再分封给小贵族。在经过数百年的动荡时期后欧洲内部逐渐稳定下来，各贵族的封土也变成了实际上可世袭的私有财产，国君无权干涉贵族的内部事务。由于土地已被瓜分完，而欧洲没有中国式的科举进升程度，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要想取得更高的收益只有在现有财富生产基础上努力。同时，欧洲封建社会经过数百年的运行形成了对封地内财产权的承认与保护。于是社会上的聪明人纷纷将精力放在如何改进生产效率上。经过一代又一代欧洲科学探索者的努力，终于为工业革命积累了足够的理论与技术基础。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教会遍布各地的教会学堂培养了无数信徒，而基督教徒对上帝的思考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反观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高统治者考虑的是如何保证江山的稳固，一切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的活动都在限制之列。由于中国统一后外族一般构不成严重威胁，真正威胁皇帝地位的更可能是内部力量，统治者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内统治上。由此便不难理解焚书坑儒、文字狱；也不难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容易理解虽然中国明朝首先进行了大航海，但随之是海禁政策的出台。在这样的社会里，富可敌国甚至也是被杀头的理由。中国的皇帝为了政权的稳定需要一批有能力的人来帮助治理天下，从唐代开始就实行科举制，全国有能力的人只要能通过科举选举就能成为“人上人”。在这种分配制度的激励下，民众从小就开始读四书五经，人人都往科举路上挤。科举制度将考试的内容限定在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其他知识。在极权统治下，“官本位”盛行，政府掌握着财产分配权，人们的私有财产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频繁变动的政策、官商勾结、王朝更替等无不严重挫伤人们的创富积极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更愿意做官而不是去创造财富。所以，虽然中国在明朝初年就基本具备了发生工业革命的物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基础，但由于分配激励制度的阻碍，工业革命还是不可能在中国首先发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不愿意社会上出现威胁其统治的力量。如果不是欧洲工业革命带动了世界的进步并威胁到中国王朝的统治，中国至今还将是皇帝制的农业国。与欧洲工业革命前社会形态比较接近的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的真正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与别国竞争中胜出纷纷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项制度在激励人们不断创新。财富分配向有利于增强国力的方向倾斜，人们各显神通，社会空前活跃。虽然战乱不断，但此时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的黄金年代，人才之盛犹如满天繁星。秦灭六国后中国进入了极权统治时期。国家的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动乱，好处显而易见。所以相比其他长期处于分裂动乱的地区，中国统一后获得了“统一红利”而使社会有了较快发展，直至十七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统一的代价是极权统治的出现，这必然妨碍不同声音的传播。当民众利益与统治者利益出现矛盾时往往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了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思想被禁锢、行动被限制。自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近两千年的极权统治时期社会革新缓慢，更别谈工业革命的出现。因此，这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