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的往事一说再说，是因为往事中有被遗失的品质。一台晚会，它最终要表达什么？它是否发乎情？是否真要老百姓高兴？它有没有为了宣传而放弃观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实习记者郭靖发自北京虎年之初，春晚的命运仍未逃开遭骂一劫。有网友开帖历数春晚数宗罪：刘谦集结董卿组团儿忽悠全国人民；赵本山小品堪列史上最差；小虎队成了老虎队；如果没有王菲，5个小时就会变成漫长的煎熬。怀旧的春晚，让我们想起了春晚的旧事。回头看看，27年的春晚之路，到底有多少精彩甚至惊险的故事发生，又有多少弥足珍贵的东西，已在不知不觉中被丢弃。见到黄一鹤，北京正在下年前最后一场雪，过几天，他就要离开北京，到黑龙江老家导演春晚，主题也温馨，就叫《回家过年》。1982年，黄一鹤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也是一个下雪天，他匆匆赶到台长办公室。一进门，王枫开口：“老黄，这一次的迎春晚会交给你搞怎么样？”后来，他又连续执导84年、85年、86年和90年的春晚，有人称他“春晚开山鼻祖”。如今，这个已年过七旬的老人坐在我们对面，再次忆起往昔，脑子里装着的，除了一箩筐关于春晚的往事，还有一个老导演对春晚命运的真诚体悟。五盘纸条解禁《乡恋》区区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200名现场观众——1983年的“春晚”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实现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设立晚会主持人……正是现场点播，催生了当年春晚最为经典的一幕：歌曲《乡恋》的解禁。《乡恋》诞生于1979年，由张丕基作曲、李谷一演唱，随着电视片《三峡传说》的播出而红极一时。可是，由于当时文艺界仍然受“文革”时期歌曲“高、快、响、硬”的影响，《乡恋》一经播出就受到点名批评，被列为禁歌，尽管受到全国许多观众的喜欢，但在正式场合谁也不敢碰。晚会刚开始，负责电话记录的女孩就端着满满一盘子点播条走进导演间。黄一鹤随拿起一个：李谷一，《乡恋》；再打开一个，还是：李谷一，《乡恋》。这是个雷区，黄一鹤知道自己做不了主。他朝女孩使个眼色，意思是“找那位老同志去”。盘子到了坐镇现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手里，他看了，摇摇头。没过多久，又端来一满盘，还是《乡恋》。黄一鹤指了指，盘子又到了吴冷西桌上。吴冷西稍作犹豫，还是摇摇头。第五盘装满点播《乡恋》的条后，吴冷西再也坐不住了，在后台又是踱步又是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猛跺一下脚：“黄一鹤，播！”而当时已经唱了五六首歌的李谷一正坐在演员席上，她对于幕后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听到主持人姜昆拉长了音报出“乡——恋——”时，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交给港台演员1983年春节后，许多观众来信称这台晚会是“人民自己的”，在黄一鹤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但1984年春晚，却让他倍感头疼。“那时刮起一阵风叫做‘清除精神污染’，禁止萎靡之音，常有小伙子被摁在地上剪裤腿、剃小胡子，不光警察要管，戴红袖标的老大娘也要管。这该怎么办呢，又要回到八个样板戏那块去了？那晚会就没法搞了。”一则关于撒切尔夫人来北京洽谈中英联合公报的消息拯救了黄一鹤：“青年人那么喜欢香港的东西，干脆以攻代守，把港台演员请到北京来参加春节晚会。”于是就找到台领导汇报，当时他们也觉得好，一拍大腿：“晚会的高度大不一样了，就这么办吧。”但是，这一提议，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那个时候，话筒不叫话筒，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工具要交给港台演员，谁敢？”到了腊月二十七，还有三天，港台演员的提议还没通过。台领导王枫坐不住了，几乎每隔20分钟和吴冷西通一个电话，两个一把手僵持不下。后来改变战略，换成副台长和副部长沟通，然后向一把手通报。这通电话，从晚上八点半打到十一点，在一次次拍着胸脯向党和组织做完保证后，只见副台长洪梅生放下电话，一蹦老高，说：“同意啦！同意啦！”“为了让老百姓们高兴一下，怎么就这么困难呢？”回忆这段经历，黄一鹤难抑眼泪，称自己虽导过很多次晚会，但从未有过1984年春晚这样的感动。台湾主持人因上春晚父母被抓历届春晚舞台上，唯一出现台湾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