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国家形象_省略_中国电影市场化趋势中的主旋律电影_程波096应该也在于呈现新亚洲文化。最后要说的是，电影如何输出必然与一个国家的电影体系有关，也与电影人、政府以及民众的努力有关。同时，不管电影是否与发行、营销、批评等有关，但作为电影自身，一个电影人如何说故事、如何让观众认同故事中传达的精神、如何在类型电影中自然融入本土文化本土精神，这是每一个电影人永恒的追求和探索。（15）总之，如果能使得一个爱情故事或生活小故事或古代故事认同于全球观众，并且能通过一系列运营在市场上成为一个兴盛（如上提（15）这里，值得一提的《花木兰》（2022）是近几年在海外古装片票房中比较令人振奋的案例，分析影片形式与内容，其成功归功于熟悉的好莱坞叙述模式，内容上反映了民族精神，切入当下中国，也积极地切入了中国文化中的性别差异在古代和当下的状况。但笔者认为中国电影市场没有乘胜追击，并没有很好地发展与《花木兰》有关的连锁产业。一一般认为，当代中国电影的主流形态，实际是由两种电影构成：一种是弘扬主旋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历史和道德伦理片，即主旋律电影（1）；另一种就是以喜剧、悲喜剧为主，伴以武侠和侦破等各种类型的商业娱乐片。这其中“主旋律”电影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是在政府指导下弘扬国家意识形态的电影。其特征可概括为：（1）主流意识形态认可；（2）国家政策倡导；（3）主导文化价值观体现；（4）风格积极向上；（5）表现历史与现实。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2）中认为：意识形态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是象征形式的社会运用，关注的是象征形式是否、以何种程度以及如何在它们制作、传输和接受的社会背景下被用于建立和支持统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旋律电影明显具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乃至国家形象建构的职能。主旋律电影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电影类型，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征，在其诞生之初，就具有自己特殊的题材选取角度和叙事语境，有自己发展的模式和风格。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则正式引领了主旋律电影发展的风潮。如1979年的《报童》和《曙光》，11011年的《南昌起义》和《西安事变》、《风雨下钟山》。80年代后期，随着相关文化和电影政策的偏重与支持，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作品也多是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领袖人物、现实英雄、模范标兵等。90年代是主旋律电影发展的辉煌期，其包含的题材类型还是大致分为集中表现革命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如《开天辟地》、《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等，影片风格恢弘壮观，主题鲜明；而另一类则是表现当下英雄、人民公仆等人物，反映当代的模范事迹，如《蒋筑英》、《焦裕禄》、《孔繁森》、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论近年中国电影市场化趋势中的主旋律电影文程波/Text/ChengBo提要：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特有类型，具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职能，近年来主旋律电影自身在市场化环境中遭遇瓶颈，同时又呈现出突破瓶颈的若干探索和尝试，具体表现为民族化、平民化、类型化、商业大片化等向度。这使得主流意识传播的方式从权力型和政策性传播，转向了前两者与消费性传播并存的状态，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上也出现了泛意识形态化（革命性与普世性统一）、去概念化（全民性与亲民性的统一）和具体化（个体性与公民性的统一)的变化，而这些是有效和积极的。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国家形象主旋律电影及，建立连锁产业），并且该故事是属于中国的故事，那么，国家形象也就自然在观众心里日渐成形。（周文姬，讲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200073）*本文为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子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当代电影的探索策略研究”（项目号：10CC079）成果。（1）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提出文艺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电影部门的领导提出，“这应当成为我们电影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