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生态建设的地方实践摘要：中国生态建设工作带有鲜明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色彩。在生态建设的实践中，地方政府是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和“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双重角色于一身的行动者。而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结构背景――压力型体制与非程式化的乡土社会――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正式的官僚体制制度实现对下级政府的动员，但是又必须通过某些非正式的策略来完成任务以应对上级检查。关键词：生态建设；政策实施；压力型体制；权力运作；地方政府实践：F320文献标志码：A：10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方法1.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对地方政府角色与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地方政府即厂商”、“地方性市场主义”、“村镇政府即公司”以及“政权经营者”等观点。[1]这些概念都反映了改革后由于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回撤以及地方自主性增强，地方政府角色发生转变的客观事实。杨善华、苏红（杨善华、苏红，2002）在分析了在张静提出的“政权经营者”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和“谋利性政权经营者”两个概念,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乡镇政权的角色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转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2]回顾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多是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来理解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视野往往局限在乡（镇）和村的互动上，将乡镇政府看作国家政权的代表，将村民自治看作市民社会的象征。他们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轰轰烈烈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冲击以及乡村社会面对外部冲击的自我调适。但是这种简单地将国家和村落社区置于两极的两分法常常会遮蔽了许多乡村社会中的真实图景，而且这种两分法也没有看到，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在国家科层制内部也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不同级别的政府代表着中央和地方不同的利益诉求。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探讨了乡镇政府的权力运作逻辑，例如孙立平(孙立平、郭于华,2000)通过对华北一个村庄定购粮收购过程的分析提出了“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3]吴毅(2007)通过对一个小镇政府“擂”和“媒”等权力运作技术的展示，再次鲜活地呈示了基层干部与农民互动时的“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4]这些研究都是通过选取一些典型的事件，在对事件的动态还原中来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社会中权力运作的策略和技术。但是这些研究却未对权力“非正式运作”的结构性背景进行深入考察。而且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和关怀不同决定了所选取的事件不同，在不同的事件中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也必然会有差别。研究事件、研究对象的不同必然也会造成研究者最终的结论会有差别。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将目光集中在“收税”、“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等地方政府的硬任务中，却很少关注类似“退耕还林”、“文化建设”的软任务。在这些由政府主导的软任务中，地方政府又有着怎样的行动逻辑既有的研究或者没有关注到，或者只是粗略地谈及。有学者认为我国生态建设具有很强的政府行为色彩，“危机应对”与“政府直控”构成了我国“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的核心特点。[5]本研究即试图以退耕还林这一具体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过程为轴线，来探讨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和乡村社会结构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行动逻辑，以此来达到对国家政策实施过程的真实理解。2.研究方法与田野概况。本研究采用的方法在较广泛的意义上属于实证研究,而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参与式观察。由于调查时间的限制，笔者并没有亲身经历退耕还林的全过程，但笔者于2010年11月，2011年3、6、7月在X县A乡进行了直接观察，可以说亲历了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耕还林实施的部分阶段。同时,本研究属于个案研究,也许通过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无法在中国农村复杂的情况中得到普遍印证，然而本研究也没有试图得出一个能推论到全国的结论，只是希望能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态建设实施的真实情况做出一点努力。X县地处陕西省东南部，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安康市，位于汉江上游。地形以山地为主，水资源丰富，有“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