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刘思达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绝对可以称得上命运多舛。早在民国时期，孟德斯鸠、庞德、耶林等学者的著作就已经被译成中文，1即使是在举国动荡的1940年代，瞿同祖先生依然在西南边陲的简陋条件下写出了旷世之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然而，20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社会变革却让民国学者所开创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几乎消失殆尽，法律社会学也直到11010年代才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迅速分化的大背景下，不少西方法律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和文献都开始被较为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对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框架也都有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探索，而不幸的是，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在11010年代末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付之东流，留下的只是少数几本教科书和译著。到了11010年代中期，以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论”开始引起法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共同关注，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国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法律社会学似乎一时间成了中国法学研究的一门显学。而这一颇具后现代意味的新兴学派却在2000年代中期随着几个核心成员的学术兴趣转移而迅速衰落了，到今天，环顾神州各个角落，躲在象牙塔里搞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律经济分析乃至法律与文学的学生学者大有人在，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扎扎实实地从事法律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人却已是凤毛麟角。本文的写作意图，正是要通过对当代中国法律社会学近三十年历史的回顾，深入反思这一学术领域在我国法学研究和法治进程中的意义，并对法律社会学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几个基本思路。事实上，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法律社会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也不过只有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从1960年代的“法律与社会运动”（law&societymovement）兴起到法律社会学成为一个嵌在法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只不过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史虽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经历了三次起伏，但在我国当前剧烈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更好地回应这一来自法律与社会实践的要求，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开创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学术传统，以社会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对中国法学乃至国际学界作出实质性贡献，是每个致力于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学生学者都应当花些时间来思考和讨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并非一个针对过去的总结，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邀请。“就在这里舞蹈吧！”——八十年代的学科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其它许多研究领域一样，法律社会学也是从11010年代开始重建的。早在11011年初，沈宗灵在与陈守一合作的《论法学的范围和分科》一文中就提出法律社会学应当是我国法学学科之一，着重研究法律制定后在社会中的实施及其效果。2但在当时的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史条件下，理论基础大体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受到了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关于“西方法律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法律社会学”之间的论证和辨析一直延续到11010年代中后期。3在11016年的“七·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申报过程中，当时的青年学者季卫东、齐海滨在赵震江的指导和帮助下，成功申报了关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课题。11017年9月12-13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室和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联合发起的“法律社会学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召开，531相关文献可参见郭星华、隋嘉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23页。2沈宗灵：《法律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法学杂志》11018年第1期，第5页。3如可参见王翰光、陆建承：《探讨法律社会功能的学科——法律社会学》，《社会》11013年第5期；文正邦、高其才：《法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四川师院学报》11015年第2期；王琪生、朱立亚：《创立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律社会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1016年第2期；王勇飞：《西方的社会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