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关立法看中国人权保障的法律框架引言人权近年来一直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焦点争议问题1.如果把双方的分歧看作对立的两极，两极的一端是国际人权组织和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厉批评立场，而另一端是中国政府自我辩护及反批评的立场；一边是批评中国人权特别是在政治权、公民权方面少有进步，一边是强调中国人权特别是在生存权、发展权方面成就巨大并宣称中国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人权」2，双方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上似乎相距甚远.看来关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观察分析角度。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在变化中的3，这既是政府政策调整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政策调整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立法（在中国的情况下这里所指的立法是广义的，包括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存废和修正）。立法是代表政府统治意志的政治行动，主要目的在於规范变动中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本文将从立法的切入点来分析中国人权的现状，因篇幅所限我们的讨论不能涵盖立法的所有方面，而且我们只在中国现存的法律框架内讨论与人权相关的立法，并不涉及立法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的问题4，我们的讨论也基本不包括执法的问题.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国家，政府也承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广泛存在，因此许多人对立法在中国的真正作用表示怀疑。我们认为，立法作为一种最有约束性、最正式的方式来规范社会行为，其潜在的影响是巨大的。立法是对权利与权力关系最权威的界定，提供了人权保障的法律基础.即便对政府来讲某些立法行为或签署国际公约的做法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但如人所说，一代人虚伪的承诺也很可能成为下一代人的追求社会正义的斗争信条5.因为中国尚没有专门的人权法案，也没有人权法庭这样的制度性的法律建筑，我们将主要讨论作为立法成果的法律框架在人权保障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观察中国人权政策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走向。本文通过具体分析中国的宪法、刑法与刑诉法、和行政法等在与人权相关的领域的情况来解释中国建立了一个甚么样的人权保障的法律框架。我们试图表达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相关立法是一种带有中国法律传统印记的朝向宪政建设的进步，其总趋势是增强人权保障的法律功能；但亦有两个特点，一是人权保障的重点、范围、程度发展不平衡；二是立法以不损害现政权的统治，特别是以不损害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为底线，具体表现为经济立法优於其它权利保障立法。同时中国的立法行为也呈现出一种向西方为主的现代法律体系的标准趋同乃至「接轨」的趋势。但如果把立法的权利保障行为看作是中国宪政建设的中心组成部分，有两个明显的缺失将限制其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缺乏对权力系统的制度性制约，其解决恐怕只能是在民主合法性的基础上重建整个权力系统；二是立法的权利保障不是建立在人权「自然法」的基础上而是「法律权利」，所以人权的法律保障仍缺乏根本的道德---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正义的内涵6，其解决涉及中国法律体系的根本转型。这两个重要的缺失也是造成西方与中国在人权上争议的主因，但短时间内其彻底的改变十分困难.我们认为将立法及其建立的法律框架作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人权保障的一个「制度主体」来对待也许是一个可行的现实主义的选择。宪法、实用主义的宪法修正与「法律权利」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十六章用「凡权利无保障，权力无分立之社会便无宪法」的声明昭示了现代宪政体制下宪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权、限制权力」。这两项原则密不可分，因为对人权的主要威胁来自政府的公共权力，人权大都是在抵抗权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不真正限制权力就无法真正保障人权。宪法若不是以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为宗旨便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宪政。中国自1949年以来曾颁布过四部宪法；1954年宪法基本上是依照前苏联宪法的模式所订，虽比较完整但存在根本性的弱点许多延续至今7；而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一是在文革动乱中所修，一是急定於文革刚结束时「四个现代化」的狂热中，均不足为道；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其主旨是回归54宪法的精神但服务於新时代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