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新乐府诗语言的文化批判功能论文关键词：杜甫新乐府诗语言文化批判功能论文摘要：杜甫新乐府诗的文化批判功能除依赖于对诗歌整体思想内容的理解外，还表现在杜甫有意识地借助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功能。如对较敏感的事物进行表述时采用能指与所指差异较大的词语，大量运用非陈述句式，使用具有批判力量的修辞格等。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诗的极度繁荣。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化霸权仍然存在，诗人们仍不能毫无忌惮地写作。尤其是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动荡到了极点，文化霸权也由隐而显，杜甫因房馆事而受冷落并最终被逐出朝廷便是文化霸权的结果。这个时期，许多诗人因慑于这种霸权而纷纷放下手中的笔。作为一个敏感而又爱国的诗人，杜甫不可能面对国家的危机而无动于衷，他要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去揭露黑暗的社会，因此他以更大的热情投人到写作中，最能代表杜诗现实主义风格的新乐府诗大多写于此时。但杜甫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游离于那个社会之外，因此他也要受到文化霸权的制约，对当朝统治者进行评判和指责时也要有所顾忌。但读者从杜甫的新乐府诗中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文化批判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一方面依赖于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所普遍忽略的一点，就是杜甫有意识地借助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实现文化批判的功能。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来的两个概念，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此处借用这两个概念并把能指界定为语词所代表的概念本身的意义，把所指界定为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可以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是有所差异的。杜甫新乐府诗中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事物的表述便体现了有所差异的一面。表面的能指是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是对文化场权的妥协，而真正的所指是对当时社会的揭搏与批判，是对文化猫权的颠彼。第一，人称能指:第三人称，泛指叶所指:第一人称，特指。如: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兵车行))例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仍是由人到人的关系，只是人称和指称范围有变化，“道旁过者”、语词的能指是第三人称，是泛指，而其所指均应是“作者自谓”，是第一人称，是特指。相对而言，其所指的第一人称、特指比较敏感，潜在的危险性更大，而换用能指的第三人称、泛指有利于淡化矛盾，回避危险，对意义的表达也不会产生影响。能指:客观事物或他人一所指:特定的人。如:(1)杨花雪落覆白旅，青鸟飞去衔红巾。(《丽人行》)(2)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3)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4)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例(1)“杨花”和“白旅”的能指为两种植物，所指分别为杨国忠和貌国夫人;例(2)“明眸皓齿”能指为人身体的两部分，所指为杨贵妃;例(3)“仆射”，《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子仪时已进中书令，而仍称其旧官，盖功著于仆射，而御士卒宽，就其易晓者以安之也”川。此说一经产生，其后诸家注释均依此说。但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仆射”的能指为一种官职名，所指为郭子仪，能指用“仆射”而不用“中书令”是全诗用语特点的必然结果。《新安吏》一诗的写作内容是比较敏感的，因此对一些较敏感的人与物，如“客行新安道”的“客”和“新安”，诗人都采用能指与所指之间差异较大的词语，对郭子仪这样一个安史之乱时期的敏感人物，诗人称其旧官，主要是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而不是“就其易晓者以安之”。例(4)“武皇”的能指为汉武帝，所指为唐玄宗，武帝喜开边，唐玄宗亦好开边，当时不便直斥，故比之武帝。第二，地名。能指:旧称或泛称一所指:今地、特称。如:(1)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新安吏))(2)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3)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冬狩行))(4)回略大荒来，蜻函盖虚尔。(《塞芦子))例(1)的“新安”，《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唐书》新安，隋县”川。由此可见，其能指为隋代的一个县，而其所指为唐县。例(2)的“王城”，《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唐之东都，即今之王城。”可见其能指为周朝的某地，所指为“唐之东都”。《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