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从《雷雨》诞生的那一天始，周朴园作为专制蛮横的封建家长。虚伪矫情的资本家的角色形象就已经定位。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周朴园诚然不是善性的人格化身，然而鄙弃式的大批判又是否完全合理呢？笔者愚见，不要把人物的生成完全推给“阶级地位”，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典型形象，自然有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因此从文化背景来解读周朴园，也许更能理解他的性格特征。首先，封建文化传统要求赋予男人以绝对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性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认可。男人获得承认的第一步来自社会，而要获得社会承认就必须有其业绩，“立业”是男人安身立命的首要任务，因此留洋的周朴园回国开矿修桥聚资敛财，残忍剥削以求迅速暴富发家。他选择以资本积累奠定人生的第一块基石，由财富而得到社会的认可，尽管这一血腥的积累过程让他迷失了良知。社会地位的巩固有待于下一步家庭地位的确认，因此周朴园要“成家”。全剧中周朴园还未出场时，就已经造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剧中安排了三次关于周朴园的议论，大致勾勒出他的家庭地位：鲁贵最怕的主子，周冲畏惧的父亲，繁漪觉得压抑自己的丈夫。他们三人的叙述分别在主与奴、父与子、夫与妻三个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作出确认，及至剧情的发展再一步确认他至高无上的唯一家长身份。周朴园家庭统治者的权力延续着其社会地位的权威。因此，周朴园对于社会与家庭权威地位的追求是封建文化所异化的男人成家立业的责任，他正是在这种对内对外的统治中完成封建文化道德下男人的价值确认。然而这一确认必然潜伏着危机。因为他的剥削近无人性——故意淹死两千多小工；他的压制毫无理由棗限定任何家庭成员的自由；他不择手段地取得权威——企图掩盖罪恶。所以他所赢得的社会与家庭统治权都是岌岌可危的。封建文化所异化的对绝对权威的追求，使周朴园在自我攀升过程中肆意践踏人性乃至生命，这一切造就了那个十恶不赦的周朴园。然而，这却不能解释对着照片发呆的那个周朴园。其实文化总是戴着两张面目的怪物，封建文化一方面宣扬男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以诗礼教化人伦情感，使一切异化了的人又能暂时回归到人的本位。其一，文化主张“守理”，一切都要合乎人伦天理。这就可以理解当侍萍身份最终被揭穿，周朴园无奈让周萍认母，而周萍惊恐于与四凤的乱伦而坚决否定时，周朴园厉喝：“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甚而指责周萍忘了“人伦天性”。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尊崇，周朴园并不是虚伪的，文化的潜移默化召唤着统治者周朴园人性的暂时回归。其二，文化推崇“守清”，顺乎人情，合乎人的天性。因而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乃至于一切照旧的家居布置、生活习惯也并非矫情。因为青年时代的周朴园毕竟与侍萍热恋过，他保守的性格倾向也使他恋恋不舍旧情，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孤独更促使他以追忆这段感情自慰。总之，周朴园暂时的人性复归并非虚伪矫饰，乃是传统文化的情感熏陶。合理的人性人情也能给予他一时的精神寄托。他与所生长的文化环境一样具有“温柔敦厚”的另一面。因而，我所理解的周朴园在文化传统塑形下有着双重人格：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笔者在此并非替周朴园翻案只是陈述我视野中的人物。尽管他的罪恶远远超过暂时复归的善性良知，能够还他一个生成的文化背景也许会更有意义吧！周朴园在《雷雨》中的一般形象评说勃罗留夫说：“杜我们认为艺术作品的主要价值是它的生活真理．．．．．．如果能够判断作者的眼光在现象的本质里，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究竟宽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的才能究竟是否伟大，也可以得到解决了。”《雷雨》一出现就赢得了广大读者、观众的喜爱，大半个世纪以来在舞台上历久不衰，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和生真理。周恩来同志评价《雷雨》：“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个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作品以带封建性的反动资本家周朴园为一方，以他的家属和其它社会人物为另一方，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关系。周朴园虽然在全剧中话并不多，但作者就是通过这些数量极为有限的语言刻画出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