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与际遇——北航法学院“中国法学大讲坛”系列讲座之一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讲演人：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主持人：北航法学院龙卫球教授地点：新主楼会议中心第2报告厅时间：2007年11月21日晚我很高兴今天来北航法学院做讲座。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还有这么多老师，还有这么多记者，有点诚惶诚恐。龙卫球教授让我头一个就来讲关于法学教育。在七十岁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文集里说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读了多少书，也没有写了多少书，不像龙卫球教授，不像在座的很多中年的杰出学者，著作等身，但我说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在这方面做了点工作。我个人的法律学习经历很有些意思。我1948年考的是燕京大学的新闻系，燕京大学是原来美国教会办的，司徒雷登当过校长。司徒雷登一辈子在中国搞教育，最后当了美国驻华大使，正好碰到美国政府在中国的政策失败。我考进燕京大学是想学新闻，新闻的性格是自由奔放，新闻工作者是“无冕之王”。但历史很巧，我工作以后，国家派第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就派我去学法律。我们刚去的城市是喀山，列宁曾经在那里学法律。当时在喀山只有3所大学有中国留学生，1所是喀山大学的法学院，1所是喀山航空学院，还有1所化工学院。我们1951年第一批公派到苏联去的留学生500人不到一点，学法律的大约有10人差不多，占到了50分之一，文科里面有学经济的，学新闻的，应该说学哪个专业的都有。后来，我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6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后我就到了那时的北京政法学院，应该说一辈子都卖给了北京政法学院（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我很羡慕在座的不少从其他大学来的老师，你们一生换了很多工作岗位。从1956年毕业至今，我已从事了51年的法学教育，当然这51年里也有辛酸，从苏联一回来我就被划成右派了，从划右派到摘帽一共22年，但后来到现在有了29年的顺境。中国的法学教育，我觉得从历史发展来说很值得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的时候，我们的法学教育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在主要的综合性大学里面，都有法律系，无论西南联大，无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过法律系，燕京大学也曾经有过一段。但是1949年革命胜利，建国以后，我们的法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首先，是1952年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学习原苏联模式，将综合大学中的许多学科都分割出来单独成为学院。其中，包括专门的政法学院如北京政法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时叫航空学院，也是主要从清华大学的某一个系中分离出来的。这样的话就变成一种单一性的思维了。工科就是工科的思维，工科不知道文科什么思维，反之亦然。其次，建国之后的前30年，我们国家逐渐走上了一条萎缩文科、排斥法科的道路。国家在刚建立的时候培养人才还是一个全面的考虑，但是已经有了倾斜，当时派到苏联的留学生主要是学理工科的，尤其是工科，因为中国当时急需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文科依然占了适当的比例。但是，后来我们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偏向，彻底的重理工轻文科，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文科学院都关闭了，法学院基本上都停了，只留了一所。单一的思维这是最可怕的。国家的治理需要各方面的人去治理。我们很高兴看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做到文科和理工科同样并举。但是在国家重视的情况下仍然还有不够满足的地方。为什么理工科就有院士制度啊？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还没有这个制度。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我们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好，研究的机构来看也是一样，我们的科学院里面也有相应的文科学者，如郭沫若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其实也是院士。从我们治国的人才来看，我们也在逐渐从理工科为主走向也重视文科。国家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代领导人是职业革命家，第二代我们常说是工程师治国，因为差不多都是理工科毕业的。到了17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学文科的常委，或者说有两个是法学博士或法学学士。现在的综合性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