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讲习所到网络写手研修班作家养成法的变迁讲习所里的“国家队”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很怀念当年的“讲习所”生涯。“文革”结束后，1980年，中国作家协会恢复“文学讲习所”，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学员。学员都是各省市的代表作家，由各省作协提名申报，中国作协审核后录取。刚刚从安徽插队回上海的王安忆，意外地获得了进入“国家队”的学习机会。她后来把这个机会称为“转折点”。“孔捷生、陈国凯、张抗抗、叶辛、陈世旭——我这帮同学，一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是当时拿过全国小说奖的人，是很有名的作家。”王安忆听课特别认真。“课程很好，基本上是完整的中文系的速成课程。讲《红楼梦》的时候是冯其庸、吴组缃教授，他从作家的角度来解析文本，让我获益非浅。”半年培训期里，讲习所给学员们聘请了王蒙、冯牧、孟伟哉等十二位导师，每人带四个学员，不仅聊文学创作，还针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回头来看，作协的培训最好是我们那届，师资力量强大，教授、学者多。”王安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讲习所1950年刚成立时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管理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模仿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目的是培养新中国的文学作家以及新文学理论、批评、编辑等方面的干部。翻开中国作协的资料，当时的负责人丁玲在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要求学员“经两年学习研究，能提高一定的政治及业务水平，掌握毛泽东文艺方向进行创作，两年内希望每个学员尽可能写出一部能出版的作品”。郭沫若、胡乔木、周扬、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老舍、曹禺、吴组缃、艾青、何其芳、刘白羽、柳青、赵树理、张天翼、周立波……讲习所教师阵容强大。到1958年停办，九年间，讲习所办了四届培训班。文学创作班的学员，后来大部分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不少人还担任全国及各省市文艺单位领导人；编辑班的学员，成为全国文学刊物的主编，翻译班的学员则成为俄苏文学和东欧文学的专家学者。1984年，文学讲习所更名鲁迅文学院。拯救被耽误的一代1982年11月，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新中国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在降低，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作家不学无术”，呼吁作家学者化。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很赞成。“大学在实现作家学者化方面，应当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职责。当时刚好一个知名作家也给我写信，建议武大以集体研修的方式，对当代青年作家实施再教育，帮助他们走上学者化的道路。”刘道玉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刘道玉正在推进大学教育改革，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试行本科插班生制度他把插班生制度与作家研修联系起来，办起了中国第一个大学作家班。武大作家班招生，不要求有高中、大专学历，考试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创作的作品评分，二是课程考试评分。“文学作品占70%，文化成绩占30%，根据总分计算，择优录取。”作家班学员纳入插班生招生计划与管理，毕业时考试成绩合格，发放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参与国家工作分配。自1985年至1989年，武汉大学共招收四期作家班，学员总计100人。“‘文革’后的新作家，是被耽误的一代，大多数人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存在缺陷，势必影响他们创作的后劲。针对这个问题，我才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口号。”王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86年，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相继按武大模式，和中国作协系统合作，陆续开办了作家本科班。后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更进一步，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作家研究生班，给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人颁发文艺学硕士学位。“作家学者化”成为现实。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也想把作家班搬到复旦大学。征得学校同意后，他向国家教委递交了申请。1978年，梁永安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和卢新华、李辉、胡平、张胜友、陈思和一样，报的是文学创作专业。复旦中文系素有作家教书的传统。“当时新月派的散文家余上沅、诗人方令孺；戏剧家洪深、《收获》主编靳以，作家贾植芳，都在复旦，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而影响了邹荻帆、绿原、曾卓、王火等学生的写作。”陈思和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复旦文学创作专业1972年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