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月牙中我和母亲的形象母亲形象从作家自身的生命悲感出发去想象卖淫女性的生存困境，作家对笔下人物必然是同情压倒审视。《月牙儿》中的母亲由贫困而堕入风尘。人物兼叙述者“我”对母亲的行为有许多议论、抒情。这起了阐释母亲生活性质的作用。如，“我”一方面觉得恨妈妈，另一方面又觉得“妈妈是可原谅的。她得顾我们俩的嘴。”又如，“我”想，“妈妈的心是狠的，可是钱更狠。”“我”的这些心理活动，尽管也含着暗娼母亲给女儿带来羞辱的判断，但其价值取向最终仍是指向对母亲的谅解，指向对人生悲感的抒发。抒发人生悲感，不仅没有回避反而恰恰是有赖于暗娼这一职业的道德困境而显得更为深切。但是，文本对母亲形象的直接描绘，却并没有着意凸显母亲的暗娼身份。直接描写母亲暗娼形象的只有“她还打扮着，还爱戴花；……她不落泪，反倒好笑；……好几次，我下学来，看她在门口立着”这些相当节制的句子。暗娼的“戴花”、“笑”、“立”与平常妇女的戴花、笑、立有何不同，作者并不加任何贬义性的修饰语进行详细描述。可以看出，隐含作者的用意是交代清楚人物母亲作暗娼这件事就够了，并不想对之进行惟妙惟肖的描摹、刻划。作者着意要刻划的母亲形象是背“我”上坟、在月下洗臭袜子、在墙边拉风箱的沧桑形象。妈妈整天地给人家洗衣裳。……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地洗。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的常不吃饭。顺着墙坐着妈妈，身儿一仰一弯地拉风箱呢。……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到她的头发在额上披散着点。“哼哧哼哧”、“一仰一弯”的细致描摹，再加上关于手、关于头发的细节描写，这个母亲是辛劳的母亲。显然这个形象中凸现出的母亲特质，更接近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任劳任怨、朴素坚韧的慈母原型，而淡化了这个母亲其实是无法承担洗臭袜子工作的有点娇弱、有点好逸恶劳的特质，也淡化了这个母亲为了给自己找归宿就扔下女儿不管的自顾自特质。饶有兴味的是，作家老舍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在苦难中自强不息的女性。她在寡居的艰辛中靠洗衣、缝补把儿女抚养大。14作者欣赏自己母亲的自强不息，欣赏自己母亲的责任心，但也没有以自己的母亲为尺度，对《月牙儿》中对苦难低头、自顾自的人物母亲进行批判。作者在文本中对人物母亲的一切均取宽恕的态度，而把贫穷、苦难作为穷人放弃自己人生操守、人生责任的充足理由。这里，对苦难的悲悯压倒了作家在《柳家大院》等文本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反思尺度；作家把自我的苦难意识投注在人物身上，使得其抒发自我生命悲感的冲动压倒了其反思人性的智性。现实生活中的老舍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软而硬的个性”15，虽然“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讲究，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何以“孤高”而自尊的老舍在写作的时候，会对人物不承担人生的缺点视而不见呢？归根结底还是作家抒发自我生命悲感的冲动压倒了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月牙儿》正是老舍面对自我内心而不是他承担社会使命的作品。抒写内心悲感的激情使得他顾不上审视人性，但“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的原则又不能完全突破，那么便只能在感性上转移母亲的形象内涵，着意凸显其辛劳、朴素特质，而淡化其风尘味。《月牙儿》以苦难宽囿穷人的精神缺陷，再次显出老舍不同于鲁迅的一面。鲁迅“哀其不幸”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性弱点的洞察、审视。“我”的精神优越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月牙儿》是“我”在狱中对自我人生经历的倒叙。叙述者“我”凭着自己已经参透人生悲剧的见地而在叙述中多多少少表现出优越于胖校长、“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过去的邻居以及感化院的人等的姿态。自我生命悲感成了叙述者“我”足以自傲的精神资源。叙述者“我”在胖校长、“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面前自傲是因为“我”觉得她们都欠精明。胖校长如何欠精明，“我”没有交代；“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欠精明是因为她们还在做梦，认识不到女人没有生存之路这个道理。“我”在邻居、狱官面前自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