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医患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摘要：医患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医患关系评价体系涉及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医患双方，视角相对单一。总结以往研究，笔者提出影响医患关系的五大主体因素：政府因素、医院管理因素、医务人员因素、媒体因素、患者因素，并按此五大主体，参考专家和患者的意见，对文献所列医患关系综合评价指标进行了梳理，将成都部分医院作为特定地域的试点，再结合调研数据及因子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初步确立。文章进一步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分析指标体系结构和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进行阐释。本研究所提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医患关系评估，及探索影响医患关系和谐的因素有借鉴意义，为进一步构建中国跨地域多主体通用指标体系做出了基础尝试。关键词：医患关系；指标体系；解释结构模型：R197.1文献标志码：A：10085831（2016）04019408一、研究概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以及医疗投入不够等诸多因素导致医疗纠纷急剧增加，社会关注度也大幅提高。不少医患纠纷演变成恶性事件，直接导致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重大威胁。医疗纠纷不仅会严重挫伤医务人员为患者服务的信念，也会严重影响医疗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矛盾尖锐的医患关系将会严重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使医患双方都成为受害者。因此，研究医患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十分有必要，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医患关系的综合评价，探索影响医患关系和谐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医患关系的改善提供理论依据。医患关系通常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广义的医患关系则是指以医生为主的群体与以患者为主的群体在诊疗或缓解患者疾病中所建立的关系[1]。这里的“医”不仅指医生，还包括护士、医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等医疗群体；“患”也不仅指“患者”，还包括与患者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亲属、监护人，甚至患者所在的工作部门和单位等。西方发达国家医患关系相关制度建设以及医学活动所依赖的外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医患关系表现出相对简单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狭义医患关系，其研究角度较国内而言更为细化和多元化。Evelyn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发现沟通在医患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2]。Beasley着重研究医生工作满意度，认为较低的医生工作满意度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以及医疗纠纷增多，进而降低医疗服务效率，导致患者不满[3]。Rider关注网络医疗信息的使用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并发现网络医疗信息会影响患者对其健康状况的认识和就医行为[4]。Santos认为，医患关系已经由医生单一主导转变为医生、患者共同商议模式[5]。Eveleigh回顾了19套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发现各指标体系之间差异较大，不同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难以比较，并认为指标体系的建立和选择应基于理论分析及所处的医疗领域和实际医疗环境[6]。国内，对于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及对策研究较为多见。范舒雅[7]、林玉芳[8]、林蜜[9]、轩萱[10]等从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出发，剖析了医患关系失谐的深层次根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孙冬以权力与义务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医疗制度改革的实际，分析了医患关系紧张的制度原因，提出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制度基础的现实路径[11]。对于医患关系影响因素方面，早期研究主要是从患者或医生单一角度展开。例如，曹佳音从患者维度对医患矛盾的根源进行研究，探讨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的影响因素[12]。周云鹏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调研了衡阳市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现状及医疗媒体报道的评价[13]。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岳玺中[14]、束雅春[15]、桑秀丽[16]以及赵雅馨[17]等，均发现并提出应从多个不同视角分析、探讨解决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针对医患关系量化评价，桑秀丽[16]和赵雅馨[17]考虑了患者、医务人员、医院管理人员三方面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医患关系和谐度指标体系及理论模型。杨慧将国外广泛使用的医患关系量表PDRQ-15和DDPRQ-10开发为中译本[18]。但如前所述，该量表仅适用于国外简单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测评，对于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医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