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融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贸易融资与企业生产率关系。20世纪初，新新贸易理论兴起使学术界认识到微观企业层面差异的重要性，纷纷重新定义经验研究，从微观视角解释贸易动因。异质性理论强调生产率差异下的企业优胜劣汰，一旦存在融资约束，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将更为困难，甚至可能被迫停止。[1]Fazzari等的经典文献中提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导致企业难以从外部获得资金、融资不足，企业决策只能依赖内源融资，可能会错失投资机会，并把企业难以从外部正规渠道获得资金的融资难现象称为融资约束。[2]融资约束使企业通过研发活动提高生产率的愿望破灭，因为研发项目可能因为高风险、无形性，难以获得银行融资，[3]因而企业资源难以有效配置，使生产率有所降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出现国内学者研究中国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关系的文章。然而，国内研究一般聚焦于融资约束、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决策以及出口的选择上。如饶华春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影响，[4]王家庭等则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等。[5]也有部分国内学者考虑所有制差异对融资因素与出口的影响，如黄玖立和冼国明认为，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对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融资歧视，[6]但是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依赖外部融资。[7]国内研究只有少量基于国企与民营企业差别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如何光辉和杨咸月。[8]综合以上，提出研究贸易融资与生产率关系相关的假设：假设H1：贸易融资会正向影响企业生产率，考虑异质性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后，其中：H1a：国有出口企业和非国有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都会正向影响企业生产率；H1b：但是二者的影响程度有一定的区别，国有出口企业由于其所有权优势较易获得贸易融资，所受的融资约束较小，因而贸易融资能带来更多企业生产力的提升制度因素对贸易融资与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增长当成是增加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结果，完全把制度因素排除在外。但是，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制度的大环境，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质疑并进一步修正主流的古典经济学。诺斯首次对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系统论证，得出即使没有技术变化，光是制度的变革也能带来生产率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也逐步注意到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如杨小凯和博兰德在《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中试图把协调分工的成本内生化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主要有政策性金融理论、贸易融资干预理论、金融压抑理论等理论支撑。政策性金融理论最早产生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凯恩斯批判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并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经济和金融的理论及其相关的政策性主张。贸易融资干预理论认为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公共信贷支持等市场干预政策扭曲贸易融资，[9]使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采取诸如增加流动性、消除风险等措施进行市场信心的提高。[10]随着政府干预金融政策的持续施行，干预过度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金融压抑的存在。“金融压抑”的概念首先由罗纳德•麦金农提出：利率管制以及人为压低利率会抑制储蓄增长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因而要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限制实际利率，进一步刺激储蓄，提高社会投资水平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压抑特征明显，[11]绝大多数企业在贸易融资时都面临“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指大企业相比于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使后者由于资金匮乏陷入困境，阻碍中小企业的信贷融通。[12]“所有制歧视”指中国贷款资源的发放具有选择性，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具有更充足的信贷，[13]这进一步恶化了后者“先天不足”的融资环境，出现“贷款难”、“融资难”等相关问题。因此，提出与制度因素相关的具体假设如下：假设H2：与贸易融资相关的信贷制度会对贸易融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其中：H2a：国有出口企业由于所有权优势，与贸易融资相关的信贷制度会正向调节贸易融资与生产率关系；H2b：非国有出口企业将更为依赖与贸易融资相关的信贷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