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之新变及意义摘要：民国报刊所载陶渊明研究，在内容上涉及生年考证、人格思想、作品风格、艺术特色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见，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民国报刊所载陶渊明研究文著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可以加深陶渊明研究的深度，了解陶渊明的“民国化”，且对中国古代其他文人接受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关键词：民国报刊；陶渊明接受史；新变；意义：I206文献标志码：A：1001-862X（2018）01-0141-006民国是陶渊明研究的重要阶段，相关著作、论文如雨后春笋，各大报刊杂志刊载尤多。但目前学界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偏向于大家、名家的专著，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朱自清等，而对报刊上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熟视无睹，这不利于陶渊明的整体研究。因此本文将从人物研究和作品研究两大方向梳理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研究文著，旨在考察其时陶渊明研究的客观情况及其新变，揭示其学术史意义。一、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的“热点”民国报刊杂志事业兴盛，各种报刊论文荦荦大观。经笔者初步统计，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达400余篇。具体涉及陶渊明生年、姓名、里居、著述等相关考证，陶渊明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思想、“农民化”等人格研究，作品研究及接受等方面。主要有三大热点：（一）陶渊明相关考证民国报刊关于陶渊明的考证文章很多，其中主要是行年考。自近代梁启超在《陶渊明年谱》中提出“五十六岁说”[1]，时人多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予以支持，如陆侃如《跋古层冰〈陶靖节年谱〉》，以“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两句为依据，附和梁启超的说法，反驳了古直的“五十二”岁说[2]；有的著文反驳，如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3]，认为梁启超的证据不能成立；有的认为年岁无法断定，如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4]，认为梁启超、古直二人论证不足，年岁问题只能姑且存疑；有的提出新?，如逯钦立《陶渊明行年简考》力证应为“五十一岁”[5]、圣旦《陶渊明考》认为陶靖节得年五十九岁[6]。除生年考，还有关于姓名、里居、陶集版本等考证。首先，陶渊明姓名考。陶渊明的名、字在死后不久出现了多种说法，论者各执一词，至民国亦无法统一。朱自清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说“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4]，此说法为大多数人如宋云斌等所接受。而周鉴澄《陶渊明研究》认为“潜或是排名，而渊明则官名”[7]。其次，陶氏里居考。关于陶氏里居，史书中的陶渊明传及颜延之的《陶徵士诔》皆只言及“寻阳”、“柴桑”，而未具体指明，以致后世论者不断。朱自清认为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后至南村[4]，而逯钦立以为应是寻阳负郭、栗里、南里三处。[5]最后，陶集版本分析。针对版本问题，郭绍虞认为其病在阙、乱、伪、误、晦，并对每一时期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8]，之后姚实《陶渊明集版本考》梳理了遗失的四种和现存的十三种陶集版本，并认为其中以丁福保的刊本最好。[9]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对陶渊明世系、生平事迹及亲友进行考证的文章。这些考证或因循旧说，或提出新解，进一步深化了陶渊明研究。（二）陶渊明人格研究陶渊明躬耕田园、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精神，传为千古佳话，一直影响着中国士人的价值观念。综观民国报刊论文，对陶渊明的人格大多高度赞扬，推崇备至。游国恩说他是“一个敝屣富贵，忘怀贫贱的人”，又是“一个任自然，率真的人”[10]；李云峰在《读陶渊明集笺注后略谈》中肯定其“不慕荣利”的个性和躬耕自给的生活，认为他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者[11]；李则纲在《从农村破产想到陶渊明》中高度赞赏陶渊明回归农村、亲自耕种的生活方式，认为陶氏是一个农村里最能体验自然了解人生意义的哲人，并积极呼吁当时人回归乡村。[12]他们都从赞赏、仰慕的角度来评述陶氏躬耕自给的生活态度。但亦有少数批评者，如根号说陶渊明除了有自然美的诗外，其他无一足取[13]；舣客认为陶公“只是纯盗虚声，毫无足取。如果‘高士’真都像陶渊明一样，则我宁愿世间全是强盗贼子，而不希望有一个那样的高士”，用语颇为激烈，批判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行为，认为士大夫在乱世更应尽其心力，发奋为雄。[14]除人生态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