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世纪女性诗歌摘要：女性写作在当下面临双重困境，从文本来看，要么是表达女权主义性政治的肉身写作，要么就反其道陷入与男权话语同谋的无性别写作当中。21世纪的女性诗歌率先打破了这样的困惑，以更为先锋的姿态，总体表现了技术更加内在、启蒙的另一种承诺和超前性的身体叙事，为女性文学在新世纪面临存在身份的转换时，开辟了一条必经的先驱之路.关键词：女性诗歌；技术内在化；自由；先锋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伊雷们以大胆想象创造的“黑色意识”，让世人惊厥地赞叹，从而完成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则进入了一个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语词世界、较前更加偏重技术成分的语言写作阶段.然而面对时代车轮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术的制约和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的方法并没有将当初女性诗歌的先锋地位坚守。这种看似热闹实为无序的诗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怀、理想的终极追求和高迈伟岸的诗魂支撑。进入21世纪，历史场景的深刻变迁赋予了诗人新的历史身份与社会地位，迫使试图继续写作的女诗人重新定位，重新设计自身，因而一种对新维度、新叙事、新先锋的吁求显得极为迫切。女性诗歌以分外的灵性，紧跟时代步伐将自己从女性文学当中再次托举。一时之下我们嗅到的这股诗风，似乎将我们从上世纪女性文学辉煌后的遗憾当中重新振奋，使我们聆听并隐约看到了女诗人正在为女性文学确立起新的姿态和新的品格.一、技术内在化如女诗人郑敏所说：“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进入21世纪，女性诗人在创作上展开了她们新的探索，诗歌外表更加朴素，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摆脱之前极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体和欲望，而是将视域投射得更远。她们更多地作为生存个体对事物与心灵本身进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表达，对事物及其细节的纹理把握更为合理且更具说服力，其共有的当下的个人立场，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她们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这种加强心灵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矫正了上世纪80、90年代女性写作当中过多关注个人内心、少有对外在事物眷顾的写作取向，从而在文本上做出了一种既表达内在心灵的感受，同时给予外在事物以真诚凝视的先锋举动.这首先表现在老一代诗人翟永明进入21世纪后新风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末时，翟永明就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说：“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2]显然，这段话表明了翟永明已经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激情反叛的阶段，以超越性别的声音召唤新风景的到来。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诗歌仍然具有女性意识，只是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侧重表现历史和文明进程当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写在柏林的最后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为例，我们看到了这位女性作家在数年的时光打磨中，依然才思过人，并以优异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中处理了对事物的体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战争中的柏林，在诗中不是史实地呈现，更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是虚构，它依靠女诗人的“记忆”，将“城市”、“建筑”作为记忆的主体，去想象，让读者捕捉到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柏林在诗人这里更值得审视。“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六千颗炸弹砸下来/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时引导读者不由得去追溯战争的本质。这时，那个曾以《女人》组诗崛起的诗人，在当下，她的女性意识并不限定在以外在技术的陈列来伶牙俐齿地反叛男权上了，战争、权谋、罪责的主题在注重朴素外表的内在技术下，将这个历史场域中的大事件通过个人立场的表达为女性诗歌存在转换的起点明确了方向.相对于一代老诗人的转变，在新世纪表现更加突出的一些新锐诗人中，蓝蓝的诗歌以强烈表现对事物保持的“温度”和敏感力，成长为新世纪引人注目的亮点。其诗歌中不仅有宽阔的视域、奇异的想象，文本特异的朴素技巧也更加呈现出丰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