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一)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然都使用“大众”---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系。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