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船山词“嗣响离骚”精神的产生渊源摘要：王船山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他虽不以词名家，却在易代之际的词坛上以“嗣响离骚”的词情异军突起。这篇文章旨在说明船山词嗣响离骚的根源，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船山个人的生世遭际、地域文明和船山强烈的民族意识。关键词：船山词；生世遭际；地域文明；民族意识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是思想史上一位不可回避的学术大家。他生于明清易代之际，一生以“南岳遗民”、“亡国孤臣”、“先朝未死人”自居，词作有《鼓棹初集》、《鼓棹二集》和《潇湘怨词》，共存词二百七十九首，这三个集子作为词体艺术真实再现了作为学者的船山在那个海水群飞的时代猿啼鹃泣般的真性情、真怀抱。朱祖谋《杂题我朝诸名家词》的一组《望江南》题船山词曰：“苍梧恨，竹泪已平沈。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人凄音，字字楚骚心。”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谓：“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真屈子《离骚》之嗣响也。”皆以“嗣响离骚”称谓船山之词。如此鲜明的时代与个人风格集中于其词篇中，必然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本文即以此为中心试图探求其词情产生的渊源。一、生世遭际船山先世以习武出身，祖上曾为明王朝的一统江山立过汗马功劳，在王家与明王朝之间结下不解之缘，“自以先世为明臣，存亡与共”的忠贞之念，深深扎根船山心头，成为他在沦为遗民的大半生中崎岖岭表的信念支柱。船山一生大致经历了求学、抗清、著述三步曲。他少即颖悟过人，读书十行俱下，十四岁一举考中秀才后，针对明万历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相继与友人结行社、匡社，意在以声震大江南北的复社为楷模，躬行务实，匡复社稷，展露了青年船山积极人世、身任天下的政治怀抱。崇祯十五年(1642)，二十四岁的船山以《春秋》第一中式第五名经魁举于乡，正是少年大志意气风发之际，《年谱》谓其“意气不可一世”，并与其兄王介之公车北上，准备通过会试圆其经邦济世之志。不料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国变，彻底击碎了他的仕途经济之梦，且在心灵层面上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猝然施之船山，船山悲愤不食数日，作《悲愤诗》一百韵恸哭于明亡的噩耗。后来在《章灵赋》中回顾这一天崩地裂的祸变，依然不能自已：“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师，思庙自靖，五行汩灾，横流滔天，祸婴君上，普天无兴勤王之师者。草野哀痛，悲长夜之不复旦也。”是年十月，吴三桂引八旗铁骑自山海关长驱直人，彻底颠覆了船山的书生意气，迫使他投笔从戎：先以一介书生上书湖北巡抚章旷，“指画兵食，请调和南北，督师防溃变”；后与友人管嗣裘、夏汝弼发动衡山起义。失败后，他奔耒阳、过兴宁，径奔当时永历行在肇庆。顺治七年(1650)，三十二岁的船山接受了大学士瞿式耜的推荐就行人司行人，以期为抗清大势尽微薄之力。然而此时的永历帝内受制于宫闱阉宦，外被惑于悍将佞臣，朝廷党狱大兴。生性耿直的船山以敢言报国直言谏诤，希望挽回因党争而削弱的抗清势力得罪了奸党，被排挤受诬陷，在不得于君、孤立无援中黯然离开了永历。“孤忠难济，反蒙主疑”的船山以屈原的放逐自况，写下“萧森天放湘累客，得以商歌侍羽觞”，并选择了屈子式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的浪游生涯。处江湖之远却忧其君，虽置身无限苍穹，拳拳君国之忧仍然无法释怀，船山时刻关注抗清大势，及至永历为大西军旧部孙可望劫持，偏安贵州安隆后，船山审时度势，不得不面对报国无托的残酷现实而屏迹幽居。《章灵赋》中反复写到：时上受孙可望之迎，实为所劫……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穷柄之魁以受命，进退萦回，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吾既素柄清虚之志，以内决于心。固非悠悠纷纷者能知余之所好也。人不可谋，天不可问，存心孤往，且以咏怀。思主则怆恍而烦心，求仁则坚贞而不怨……在“留则河山非旧，往则逆顺无垠”的艰难选择中，痛苦地放弃了早年的经济之志，“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将一腔报国热血倾注于民族文化的阐释发明，以期通过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挽救他耿耿孤忠的民族大业。这其中的悲愤无奈，诚如潘宗洛谓之“终摒不用，隐而著书，其志有足悲者”!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