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人类社会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探索世界、改造世界、进而通往理性世界的有力工具。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教育教学体系，其中阅读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废，私学兴起，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儒墨两家的私学被称为当时的“显学”，私学的兴起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30岁开始讲学，创办了儒家学派的第一所私学。孔子私学，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内容，此后长期以来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此外，经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仪》、《乐经》、《周易》和《春秋》也称为当时教育教学的主要教材，《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即以此六本书作为必读教材。这些书目不论是孔子私学兴起之前的王公贵族还是私学兴起后的平民学子，皆奉为经典阅读教材。在教学思想上，孔子同样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在《礼记•中庸》总记载孔子论及学习的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时学习和阅读几乎是同义，因此这一完整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完整的阅读过程。墨子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者多来自社会低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墨翟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的正确性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和知识真理的客观与否仅靠间接经验是不够的，要获得真知必须依靠自身努力，必须博览群书、亲身实践。在教学方法上，墨翟认为知识包括三个方面，即“闻”、“说”、“亲”。“闻“即传授来的知识，“说”即推论来的知识，“亲”即自身亲历来的知识。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自我推理、努力探求，多耳濡目染、多实见实闻、多广博览阅。战国时期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孟子在《孟子•万章》中谈到阅读应“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认为在阅读过程中要用读者的意思即“意—逆—志”这一过程去推求读物的意义，孟子还认为学习和修身关键在于“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他认为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的追求而得到。自觉追求而得到的，掌握得会比较牢固，牢固的掌握了，就会积蓄得很深，积蓄的深了，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这些都说明了加强自身学习，广博群书、博闻强识的重要性。秦汉时期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初步确立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上升为官方推崇的圣人之书，成为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教育内容经历了由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新“六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春秋》）的演变，也就是由重视行为技能的训练到重视书本知识学习的演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王符：《潜夫论•赞学》），“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不仅经籍的学习完全以阅读为基础，与经学有关的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也都离不开书本知识，即使是文学创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阅读。“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西京杂记》，卷一）。”此语为后人引伸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书读得多读得熟，既是才华和学问的象征，又是猎取功名富贵的必由之路。宋真宗的《励学篇》公然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书本知识的学习，又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知识技能学习的绝对优势，阅读成为当时教学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隋唐时期在教育制度沿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了律学和书学。同时，太宗又注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