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场政治赌博尹家民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发生在上海安亭车站的中断交通的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从“文化”扩展到工交及其他一切领域，也标志着各行各业“夺权”的开始。“秀才”们也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安亭事起，周恩来备感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已经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除了厕所、过道、座椅下，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列车的超载可见一斑。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了14万吨货物。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以说，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