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公民守法状况的另径探析评价公民守法状况的另径探析摘要：公民“守法”是依法治国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对于守法情况进行量化评估能够更好地反映法治的一个方面。引入“守法指数”的概念，用定量计算的方法来量化描述公民的守法情况，并依调查数据设计出计算公式对公民守法状况做岀具体分析，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法治社会的架构建设。关键词：守法环境；守法指数；守法行为；善治：D621.5文献标识码：A：1673-9973(2012)02-0101-05EvaluationoftheOtherPathofCitizens'LawAbidingStatusCHENYu-bo(GraduateSchool,theChineseAcademyofSchoolofSocialScience,Beijing102488,China)Abstract：Citizens-complianceisanimportantpartofmanagingstateaffairs・Accordingto1aw,quantitativeassessmentforcompliancecanbetterreflectanaspectoftheruleoflaTheintroductionof"law-abidingindex”concept,usingquantitativecalculationmethodsforquantitativedescriptionoflaw-abidingcitizens,andaccordingtothesurveydatatodeviseformulasforthespecificanalysisofthesituation,willbeservedbetterintheconstructionofthestructureoftheruleoflaKeywords：law-abidingcircumstance；law-abidingindex；1aw~abidingconduct；goodgovernanee朴素的守法观念总是在一代代人之中得以传递，并在传递过程中使公民形成最朴实易行的思想指导——将守法的深层含义滤掉转变为朴素的守法口常行为。在笔者为期三个刀的调查屮，深刻体会到了现今社会民众对于“守法观念”的普遍观感。人民永远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力量，他们内心深处所形成的“守法观念”的“思潮”完全可以放在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审视。这种“思潮”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认为的一样，它其实也是一种“心情”——而“'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转化。”[1]如此所述，公民的“守法观念”之于执政者如何治理国家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感性情绪及思维定论支撑之下，“守法观念”会促成执政者达成理性思索的背景，这个背景将会引发一系列思考：对于公民的守法行为是否需要引入“守法指数”來进行量化评价？如果需要，如何形象化这一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之后又如何证明其可行性与合理性等等。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一、关于调查的具体情况(-)调查问卷本报告调查地点涉及陕西汉中、河北廊坊、山东曲阜、广东广州；其中发放纸质问卷共计500份，有效回收450份；发放电子问卷500份，有效回收320份。在本次调查Z中，为了确保调查样本的多样性，分别采用了实地调查及网络调查两种方式，问卷受访者囊括•了不同年龄段与大多行业。问卷的回收采用了当场回收的方式，有效保证了调查数据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此次调查的抽样选取了文化与经济特色都不同的地区作为调查地点，以此确保抽样的代表性。同时，为了确保问卷回收的可控性与准确性，发放问卷与冋收问卷都在同一时间进行。(调查对象此次调研的内容关于公民“守法”。调研对象的广泛性对于研究这一课题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具有重要价值，所以调研对象涉及了学生、教师、干部、工人、农民等。调研对象年龄的跨度从20岁到70岁不等，以此确保调研对象的全面性及调研数据的精确性。木次问卷采取匿名调查，在很大程度让受访者可以畅怀所答，无所顾虑，由此保证调查的精确性与客观性。（三）定量研究根据问卷反馈回来的数据进行汇总与分析，并对其进行量化处理，由此得出具体的法治指数计算公式。（具体参见“守法指数的加权计算”）二、用守法指数评价守法行为的必要性“一个人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而一个人人不尊重自己法定权利的社会则是一个可悲的社会。”[2]当某种规则经过意识形态的确认之后转化成具有操作性的制度、政策或法律吋，公民就处于一种与意识形态所确认结果的博弈Z中。当意识形态以某种需要在法律层面赋予公民权利吋，公民如果不享有这种权利，实质上是从另一视角来淡化权利的准入或者以积极或者消极的态度规避权利。一个不尊重自己法定权利的公民肯定不是法治所要求的守法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