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引言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的同时，一向备受诟病的官方GDP增长率估计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官方统计似乎表明目前仍然保持在7%的增长速度，但是国内外不同研究机构的估计，各种版本的“克强指数”以及近两年来的PMI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预示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可能已经远低于官方的估计。然而，方法不一、覆盖面有限的估计可能既无益于投资者和工商界，也无助于决策部门。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全面覆盖的系统性替代估计。这样做提高了同官方统计的可比性，有助于发现后者的问题。这篇文章介绍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重新估计就是这样一种系统性的替代估计，它基于“麦迪森－伍”开创的一种方法。我同已故宏观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1926-2010）曾经在这个方法上合作了多年。教授故去后，我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对方法和数据进行了改进，并将我们原先的1949-2002年时间序列延伸至2012年。在撰写本文时，我进一步把估计结果初步更新至2014年。首先，让我根据这个结果概括一下普遍关心的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到目前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我估计2009-2014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比官方的8.7%低2.6个百分点。我对这2.6个百分点的分解是：1.8来自工业产出高估，0.8来自服务业价格低估。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是中央政府“4万亿”（加上地方政府配套大约共达到18万亿）投资推动下的2010年。我的估计是11.3%，甚至超过了官方的10.7%（本文会解释这个现象）。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迅速的非平稳减速期，而不是官方估计所描述的一个从8%到7%的缓慢平稳的减速过程。其中，欧债危机爆发的2012年只有3.6%的增长。2013年的增长恢复了一个百分点至4.6%，但是2014年又减至4.0%。这个增长表现其实和一些注重宏观经济测算工作的投资银行（如瑞银）依据很多部门专项指标所描述（年化后）的情况基本一致。根据这个趋势以及目前可以得到的各种月度指标，今年继续减速已成定局。展望今后两年，政府注资的边际效果还会递减，如果世界市场没有明显好转，即使没有政府主动推动的改革，经济结构也会被迫调整，其结果可能会导致进一步减速。本文旨在（非技术性地）介绍根据修改后的“麦迪森－伍”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出的重新估计。文章首先讨论可能造成官方增长率高估的方法和制度因素；然后比较修改前后用于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麦迪森－伍”方法。最后讨论这个重新估计结果，探索性地对该结果和官方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提出解释。有关官方工业GDP增长率的“上偏假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国际上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官方的GDP增长率估计可能偏高了。当时正值中国统计制度从物质产品核算体系（MPS）向国际上通行的SNA核算体系转变。问题的起因是如何在转向新制度时减少旧制度的经济核算方法对产出的高估。随后，官方增长率与某些时期特别是经济放缓时期的宏观经济表现不一致，也吸引了更多学者进入这个领域，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在工业产出上(Wu2013;2014a)（见我相关文章中所引用的文献。因篇幅所限本文尽量减少直接引用文献）。这些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一种涉及方法问题和制度漏洞的“上偏假说”（upward-biashypothesis），即一方面是传统工业生产统计中的不变价处理方法会高估增长率，另一方面是与其相关的数据采集方法存在鼓励当事企业高报不变价产值的制度漏洞。工业产出增长率高估的问题可以溯源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产品核算体系（MPS）及相应的以“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率的方法。这种方法造成高估是因为不同基期“可比价格”的间隔过长。除1957年相对1952年“可比价格”的间隔较短外，其他“可比价格”的间隔10至13年不等。最后一组1990年“可比价格”到2003年终止时使用了13年。使用如此远距离的基期固定价格权重，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拉氏（Laspeyres）指数问题，那就是支出选择上的替代偏差（substitutionbias）会造成实际产出增长率的高估。这是因为它忽略了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倾向选择相对价格下降的替代品。需求函数也解释了价格和数量的变动是相反的。一般说来经济结构变化得越快（如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